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三个典范

       来源: 阳光时务  作者: 长平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豪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藩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