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为什么“超稳定”？(转)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种顽固性、停滞性被人称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那么，这种“超稳定”的根源是什么？金观涛的分析十分复杂。这里想化繁为简。我们认为，是文化基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造就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后工业社会的计算机可以管理工业社会的机械，并且创造出新的机械，但是，机械无论如何强大，也不可能创造出计算机。因此，文明是有高低层次之分的。遗憾的是，中国连工业社会都算不上。现在的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弱智社会、缺德社会、传统社会。

中国人是图新鲜的，并不拒绝外来文明的“奇技异巧”——相反，喜欢的不得了；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超越性的思维方式，所以，并不懂得这些“技巧”背后的真正的技巧是什么。在古希腊哲学一开始的时候，技巧就是与道德相提并论的，所以，苏格拉底说过“知识即美德”。为了贯通知识和美德的联系，亚里士多德进而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而为了克服理性的僭越，西方发展了基督教义。尤其是新教伦理，推进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正是通过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关系，西方社会才不断向前演进。在那里，人有人的样子，社会有社会的样子。而在中国，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合理化的社会，而只有一个个沙粒化的非常猥琐的人。正如胡适百年前所刻画的那样：“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

中国文明古老，但更重要的是落后。落后在精神的缺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一种文明内在的三个要素，也是文明的递进层次。其中，高层次决定着低层次。没有高层次的决定性作用，低层次的文明就会搞得一团糟。例如当下中国，就连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生产不好。中国人尽管知道必须学习西方，但是，却只能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而学不会西方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背后的精神文明。这表现在：西方的理性与信仰，始终无法进入中国。在中国人的教育中，几乎没有哲学和宗教的氛围。所以，中国人在精神上长不大，而且越来越坏了。在清末，中国人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五四，中国人想“民主与科学”。这是在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引进上的努力，但最终还是遭遇了失败，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多大建树。原因是：中国文化基因对西方精神文明有排异反应。从唐朝开始，基督教1300年都无法推开中国的大门，而只有一点点亮光透进来。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由于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超顽固造成的。一方面，中国文化缺失理性与信仰的基因；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所谓“生命哲学”都跟精神上的、思想上的自由毫无关联。所以，这是一个不会思考也不能思考的民族。于是，中国不可能出现理性的社会实践。因此，超稳定的背后，是超失败。13亿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的精神贡献是负值。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不看到这一点，中国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而只会不断败坏下去。

国民性问题之所以有意义而不是一个伪命题，乃因为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是不存在所谓国民性的，但在不自由、不开放的社会中，国民性、劣根性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地意识到，我们身上的劣根性，就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超顽固、超稳定的根源。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我认同黑格尔的判断，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写道，“这就是中国民族各方面的性格。它的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黑格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根源大概也在这句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