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荒”加重粮食安全堪忧——来自全国百余村的调研报告

本调查报告为中央机关公文大赛特等奖，值得学习。

2011年上半年，笔者对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100多个行政村的人口进行了调研（用简洁的语句，陈述调研的基本情况）。

调研发现，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突出现象。

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农民荒”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总述农村人口外流带来的诸多问题，起到统摄全局的作用）。

一、“农民荒”及其引起的五大连锁反应问题

近几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下，“民工荒”问题时常引起普遍关注，关于所谓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就在公众对“民工荒”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这段语言很有味道）。

（一）“年轻人成了稀罕物”——种粮农民呈“高龄化”趋势

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五年过去了，情况更为严重。

经与河北、湖南、内蒙等其他省的“百村调研”成员交流，其所在的农村基本上是老年人和儿童。例如，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口人，在村常住约130人，留守村庄的只有老年人和儿童。

河北省崇礼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在册人口458人，实际常住人口216人，村里青壮年均外出务工；除去留守儿童，村里常住劳动力最年轻的是一对46岁的夫妇，60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种粮农民“高龄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这部分用实例来说明观点，增强说服力和可信度）。

（二）“土地谁来种”——土地撂荒面积有增无减

在全国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劳务输出地区的农村，随着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种植收益持续较低，以及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土地撂荒的面积有增无减。

在山西的北徐屯村调研组询问50多岁的徐大叔：“您现在还能硬撑着下地，那10年或者20年以后您实在不能再下地的时候土地怎么办？”老人略有伤感：“我非常热爱土地，不愿意它们荒芜没人耕种，但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我也不知道将来的土地谁来耕种，只能希望这一天晚点到来。”（这段借助第三方的话语，陈述土地撂荒带来的隐忧）

在湖北省滨湖村，据村委会介绍，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抛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在我们调研的赵家沟村目前的2500多亩耕地中，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是前景不容乐观，目前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

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但是现在每人平均要经营20—30亩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力基本都是“超负荷运转”（用实例说明）。

该村已出现种粮农民不足现象，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这些地区农田分散，土地流转实践也不成熟，社会资本进入集中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

如果若干年后“农民荒”没有得到缓解，农村已经存在的“撂荒”现象将愈演愈烈；加之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将恶性循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村子里的娃娃越来越少”——农村义务教育形势严峻

走访中发现，近年来村子里的娃娃越来越少，部分校园已人去楼空。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介绍，在上世纪末，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800名，2009年开始减少为90名左右。

现在全乡已没有初级中学，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学。原来乡里建设的行政村小学，有的已经改作“养猪”、民房等其他用途。

如果学生继续减少，将使国家给学校教学、住宿等基础设施、教职工经费的财政投入造成巨大浪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也将受到极大影响（用实例说明）。

据调查了解，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适龄儿童减少，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一户家庭只生1—2个孩子，而上世纪大多4个孩子左右；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三是乡村学生很多到县城、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去上学。

（四）“村干部后继无人”——乡村政权组织面临严峻挑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党和国家的各项涉农政策在乡村的贯彻落实，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维护乡村生产、生活秩序，都需要乡村基层干部来具体实施。

在永和县这样的农业县，伴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普遍外出务工，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干部队伍建设面临严重挑战。

我们所在的赵家沟村平时看不到青壮年村民，年轻的夫妇基本上都外出务工，留村的主要就是老人和儿童，村里的主要青壮劳力和主要干部就是村支书一人。

村委会每年包括工作补贴在内的工作经费只有3万多元，他要服务包括赵家沟村在内的呼家庄行政村共146 户、523口人，事无巨细，疲于应付。

乡党委书记、乡长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工作状况，在我们驻村的一周内，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除与我们交流外，每天从到晚都奔波在全乡各处田间村头。

河南省安阳市桑耳庄村村干部5个人，服务全村630 户、2136口人，每个干部身兼数职，平均负责3个工作小组（用实例说明）。

（五）“那些消逝的村庄”——每天约有20个行政村消失正摧毁着中国农村传统的文化形态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万，全国平均每年减少7000多行政村，每天约有20个行政村消失（用数字说明）。

在山西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工程带来的电影外，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

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10到20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空巢”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

在广州清远的河背村——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以“消灭”农村、消灭农耕文化作为代价，如果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不复存在，“水泥森林”和“鸽笼生活”覆盖神州大地，那么这个城市化的代价就太大了，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二、七大原因引发“农民荒”问题

（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客观结果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快速进展，尤其是总体上农业科技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技术替代劳动力，加上耕地逐年减少，耕作土地对劳动力需求也相应逐年减少，使得很多农村劳动力有了持续向城镇流动的条件。

（二）单向城市化格局的影响

当前城乡一体化中呈现农村向城市单向输出的格局，在城乡一元结构下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持续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临近城市以外的农村较为明显，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村。

（三）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有限、收益率较低

传统农业在资源配置上已经达到了极限，改造传统农业最好的办法是引进现代技术。农业存在天然的弱质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高。

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业劳动人员素质较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传统农业比例大，收益率低。

永和县赵家沟村董维红介绍，他2010年种了24亩玉米，收获玉米约3万斤，销售收入3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1.3 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70—80元，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用实例说明）。

（四）农业机械化率低，生产条件差

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机械化率低，传统农业占比较高，人力和畜力耕作还是农业的主要形式，务农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加剧了青壮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五）“跳出农门”，青年农民不愿意再做农民

据调查了解，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目标和追求。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农业的职业声望低，劳动报酬低，劳动强度高。据调查了解，青壮劳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

（六）“想当农民不容易”，合格农民的培养周期长

很多在外务工遭遇困境返村的农民，由于务农经验严重缺乏，而成不了合格的农民。

3年可以培养一个研究生，但10年培养不了一个出色农民。农民的实习机会，一年只有几次；要想做一个合格农民，需要18岁开始种地，30岁才能毕业，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

（七）农村生育率下降的影响

由于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农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年儿童急剧减少，农民后继乏人。永和县坡头乡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800名，2007年减少为200名左右，2009年开始减少为90名左右（用实例说明）。

三、应对“农民荒”及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农村发展、农业稳定、农民幸福，则国运盛、民心稳、天下安。针对“农民荒”以及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密切关注，未雨绸缪，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重视解决。具体建议如下：

（一）从降低投入与提高收益的角度，双向调节粮食生产的“利润率”，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1．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调研中发现，种粮农民近年来最大的收入增长是得益于粮食价格的上涨。

目前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依然偏低，这直接导致种粮相比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低，需要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

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才能有种粮的积极性。建议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

2．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财政补贴的侧重点从“补耕地”改为“补餐桌”。

对种粮补贴政策是鼓励农业生产的辅助手段，当前要侧重研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中低收入群众的影响，把“补贴”补给农产品的终端消费者，这将有利于农业企业、农户等各方面的种植行为决策，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3．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制度。农村撂荒土地流转的方式有转包、转租、互换、入股等多种。

建议推广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反租倒包”等土地流转做法，发挥市场配置土地的作用，使土地合理流转、规模经营。

可以成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或由村委会收集农民土地流转意向信息，将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承包地“反租”过来，平整后将连片土地公开招租给经营户或社会企业从事集约化经营。

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既可以获得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又可以外出务工或者就地务工。

4．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在当前粮食价格还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农户和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需要政府来为“市场失灵”补位。

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吸引产业资本、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有地可种”前提下的“有地必种”。

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对农村校舍建设应具有前瞻性

由于农村适龄儿童大幅减少，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需要随着“服务对象”的转移而转移，根本的解决之道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进一步扩大县城、大中城市的基础教育学校规模，对城市户籍和流动适龄儿童平等提供义务教育。

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设的前瞻性，摸清情况，提早应对，对于一些尚未投入农村校舍建设的县域，要集中力量办好县乡中心校，暂缓建设新的村小学。同时，应加大中小学生的住宿补贴政策力度。

（三）借鉴“大学生村官”经验，加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对于条件艰苦地区的乡村组织要加大补贴，以吸引优先人才从事乡村干部工作。要把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与解决“农民荒”联系起来，人气旺了，组织建设才能根深叶茂。

河北省正定县等地，针对农村“两委”老龄化、学历低、后继无人的问题，借鉴“大学生村官”等经验，为解决农村“三缺”和“一剩”问题，通过开展“农村好青年”评比活动，公选王遴选网公众号整理按照评比、选拔、培训、教育、使用、给待遇的体系，把根在本县的返乡大中专毕业生、在乡务农人员、致富能人、外出务工经商者、复退军人等作为选拔重点，作为农村“两委”重要后备力量，予以安排任职村委会书记、主任助理等，由县财政发放基础生活补贴以及奖励，这是在“农民荒”蔓延的背景下，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积极探索（用实例说明）。

（四）推广江苏东海县薛团村“适当集中”的做法，拯救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

在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大、农村的凋敝严重的农业大县，土地集中、人口集聚、资源集约是适应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近年来，江苏东海县薛团村，针对不断分散的自然村落，对村庄进行了整合工作，通过合并邻近分散的自然村，建立了一个规划科学的中心村，人口集聚了，土地节约了，耕地复垦了，实现了资源的重新组合和效益提升，同时也为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降低了成本、减小了阻力（用实例说明）。

在这个进程中，要保留和恢复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避免“消灭农村”、单纯以城镇替代农村、以单元楼替代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