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调查报告为中央机关公文大赛特等奖，值得学习。
2011 年上半年，笔者对全国 17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近 100 多个行政村的人口进行了调研 （用简洁的语句，陈述调研的基本情况）。
调研发现，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尤其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当前 “三农” 问题的突出现象。
农村人口外流在给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收益的同时，也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务农劳力缺乏的 “农民荒” 以及相应的连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 （总述农村人口外流带来的诸多问题，起到统摄全局的作用）。
一、“农民荒” 及其引起的五大连锁反应问题
近几年，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下，“民工荒” 问题时常引起普遍关注，关于所谓刘易斯拐点和 “人口红利” 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就在公众对 “民工荒” 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 “民工荒” 背后的另一种 “劳工荒” 现象——“农民荒” 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 （这段语言很有味道）。
（一）“年轻人成了稀罕物”——种粮农民呈 “高龄化” 趋势
早在 2006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74% 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 “剩余劳动力”，仅有 25% 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五年过去了，情况更为严重。
经与河北、湖南、内蒙等其他省的 “百村调研” 成员交流，其所在的农村基本上是老年人和儿童。例如，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 234 口人，在村常住约 130 人，留守村庄的只有老年人和儿童。
河北省崇礼狮子沟乡西毛克岭村，在册人口 458 人，实际常住人口 216 人，村里青壮年均外出务工；除去留守儿童，村里常住劳动力最年轻的是一对 46 岁的夫妇，60 岁以下劳动力屈指可数，种粮农民 “高龄化” 的趋向越来越明显 （这部分用实例来说明观点，增强说服力和可信度）。
（二）“土地谁来种”——土地撂荒面积有增无减
在全国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劳务输出地区的农村，随着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种植收益持续较低，以及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土地撂荒的面积有增无减。
在山西的北徐屯村调研组询问 50 多岁的徐大叔：“您现在还能硬撑着下地，那 10 年或者 20 年以后您实在不能再下地的时候土地怎么办？” 老人略有伤感：“我非常热爱土地，不愿意它们荒芜没人耕种，但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我也不知道将来的土地谁来耕种，只能希望这一天晚点到来。”（这段借助第三方的话语，陈述土地撂荒带来的隐忧）
在湖北省滨湖村，据村委会介绍，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 年全村耕地抛荒面积达 40% 以上，并且还存在 “隐性撂荒” 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在我们调研的赵家沟村目前的 2500 多亩耕地中，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是前景不容乐观，目前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 60 岁左右的农民。
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但是现在每人平均要经营 20—30 亩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力基本都是 “超负荷运转”（用实例说明）。
该村已出现种粮农民不足现象，再过 5—10 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这些地区农田分散，土地流转实践也不成熟，社会资本进入集中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
如果若干年后 “农民荒” 没有得到缓解，农村已经存在的 “撂荒” 现象将愈演愈烈；加之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将恶性循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村子里的娃娃越来越少”——农村义务教育形势严峻
走访中发现，近年来村子里的娃娃越来越少，部分校园已人去楼空。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介绍，在上世纪末，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 800 名，2009 年开始减少为 90 名左右。
现在全乡已没有初级中学，原有的初中改成了中心小学。原来乡里建设的行政村小学，有的已经改作 “养猪”、民房等其他用途。
如果学生继续减少，将使国家给学校教学、住宿等基础设施、教职工经费的财政投入造成巨大浪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也将受到极大影响 （用实例说明）。
据调查了解，乡村小学学生数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适龄儿童减少，近年来该地农村大多一户家庭只生 1—2 个孩子，而上世纪大多 4 个孩子左右；二是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适龄儿童；三是乡村学生很多到县城、城市等教育条件更好的地方去上学。
（四）“村干部后继无人”——乡村政权组织面临严峻挑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党和国家的各项涉农政策在乡村的贯彻落实，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维护乡村生产、生活秩序，都需要乡村基层干部来具体实施。
在永和县这样的农业县，伴随着农村青壮劳动力的普遍外出务工，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干部队伍建设面临严重挑战。
我们所在的赵家沟村平时看不到青壮年村民，年轻的夫妇基本上都外出务工，留村的主要就是老人和儿童，村里的主要青壮劳力和主要干部就是村支书一人。
村委会每年包括工作补贴在内的工作经费只有 3 万多元，他要服务包括赵家沟村在内的呼家庄行政村共 146 户、523 口人，事无巨细，疲于应付。
乡党委书记、乡长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工作状况，在我们驻村的一周内，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除与我们交流外，每天从到晚都奔波在全乡各处田间村头。
河南省安阳市桑耳庄村村干部 5 个人，服务全村 630 户、2136 口人，每个干部身兼数职，平均负责 3 个工作小组 （用实例说明）。
（五）“那些消逝的村庄”——每天约有 20 个行政村消失正摧毁着中国农村传统的文化形态
根据 《中国统计摘要 2010》，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2005 年至 2009 年逐年减少，分别为 62.9 万、62.4 万、61.3 万、60 万，全国平均每年减少 7000 多行政村，每天约有 20 个行政村消失 （用数字说明）。
在山西赵家沟村，由于人口大量外流，留守的村民除了偶尔看电视和电影下乡工程带来的电影外，目前传统文化生活基本处于空白，传统的社戏、戏曲、民俗活动已经基本上 “曲终人散”，赵家沟村的古戏台已经破败不堪、长满杂草。
按照目前的趋势，再过 10 到 20 年，随着老人陆续过世、儿童外出求学，赵家沟村这样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生态村落，可能将面临 “空巢” 的境地，在赵家沟这样的村庄，农村的传统和文化生活形态将只能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这样的情况在南方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样触目惊心。
在广州清远的河背村——原本 23 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
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以 “消灭” 农村、消灭农耕文化作为代价，如果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不复存在，“水泥森林” 和 “鸽笼生活” 覆盖神州大地，那么这个城市化的代价就太大了，这将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二、七大原因引发 “农民荒” 问题
（一） 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客观结果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快速进展，尤其是总体上农业科技技术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技术替代劳动力，加上耕地逐年减少，耕作土地对劳动力需求也相应逐年减少，使得很多农村劳动力有了持续向城镇流动的条件。
（二） 单向城市化格局的影响
当前城乡一体化中呈现农村向城市单向输出的格局，在城乡一元结构下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人才、劳动力、资本持续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呈现资本和劳动力净流出的现象，这种情况在临近城市以外的农村较为明显，尤其是以种粮为主的农村。
（三） 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潜力有限、收益率较低
传统农业在资源配置上已经达到了极限，改造传统农业最好的办法是引进现代技术。农业存在天然的弱质性，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高。
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薄弱，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业劳动人员素质较低，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传统农业比例大，收益率低。
永和县赵家沟村董维红介绍，他 2010 年种了 24 亩玉米，收获玉米约 3 万斤，销售收入 3 万元，种子化肥等成本投入 1.3 万元，如果计算上每天的劳动力成本 70—80 元，一年到头净收益几乎没有 （用实例说明）。
（四） 农业机械化率低，生产条件差
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机械化率低，传统农业占比较高，人力和畜力耕作还是农业的主要形式，务农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加剧了青壮劳动力不足的矛盾。
（五）“跳出农门”，青年农民不愿意再做农民
据调查了解，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和谋生的主要办法，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目标和追求。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农业的职业声望低，劳动报酬低，劳动强度高。据调查了解，青壮劳力由于种地纯收入太低、种地条件太苦和不体面而不愿回村耕种。
（六）“想当农民不容易”，合格农民的培养周期长
很多在外务工遭遇困境返村的农民，由于务农经验严重缺乏，而成不了合格的农民。
3 年可以培养一个研究生，但 10 年培养不了一个出色农民。农民的实习机会，一年只有几次；要想做一个合格农民，需要 18 岁开始种地，30 岁才能毕业，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
（七） 农村生育率下降的影响
由于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农村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年儿童急剧减少，农民后继乏人。永和县坡头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全乡小学生最多时约有 800 名，2007 年减少为 200 名左右，2009 年开始减少为 90 名左右 （用实例说明）。
三、应对 “农民荒” 及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农村发展、农业稳定、农民幸福，则国运盛、民心稳、天下安。针对 “农民荒” 以及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密切关注，未雨绸缪，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重视解决。具体建议如下：
（一） 从降低投入与提高收益的角度，双向调节粮食生产的 “利润率”，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1．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调研中发现，种粮农民近年来最大的收入增长是得益于粮食价格的上涨。
目前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依然偏低，这直接导致种粮相比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低，需要逐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
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才能有种粮的积极性。建议逐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将稳步提高粮食市场价格作为粮食价格调控的指导思路。
2．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财政补贴的侧重点从 “补耕地” 改为 “补餐桌”。
对种粮补贴政策是鼓励农业生产的辅助手段，当前要侧重研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中低收入群众的影响，把 “补贴” 补给农产品的终端消费者，这将有利于农业企业、农户等各方面的种植行为决策，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3．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制度。农村撂荒土地流转的方式有转包、转租、互换、入股等多种。
建议推广一些地方建立的土地入股、“反租倒包” 等土地流转做法，发挥市场配置土地的作用，使土地合理流转、规模经营。
可以成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或由村委会收集农民土地流转意向信息，将规划范围内的农民承包地 “反租” 过来，平整后将连片土地公开招租给经营户或社会企业从事集约化经营。
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既可以获得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又可以外出务工或者就地务工。
4．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在当前粮食价格还不能较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农户和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需要政府来为 “市场失灵” 补位。
对于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撂荒土地的区域，建议中央和地方出台措施，吸引产业资本、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种粮大户组织粮食生产，确保在 “有地可种” 前提下的 “有地必种”。
同时，在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下，要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对农村校舍建设应具有前瞻性
由于农村适龄儿童大幅减少，农村义务教育的出路需要随着 “服务对象” 的转移而转移，根本的解决之道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进一步扩大县城、大中城市的基础教育学校规模，对城市户籍和流动适龄儿童平等提供义务教育。
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和校舍建设的前瞻性，摸清情况，提早应对，对于一些尚未投入农村校舍建设的县域，要集中力量办好县乡中心校，暂缓建设新的村小学。同时，应加大中小学生的住宿补贴政策力度。
（三） 借鉴 “大学生村官” 经验，加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
对于条件艰苦地区的乡村组织要加大补贴，以吸引优先人才从事乡村干部工作。要把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与解决 “农民荒” 联系起来，人气旺了，组织建设才能根深叶茂。
河北省正定县等地，针对农村 “两委” 老龄化、学历低、后继无人的问题，借鉴 “大学生村官” 等经验，为解决农村 “三缺” 和 “一剩” 问题，通过开展 “农村好青年” 评比活动，公选王遴选网公众号整理按照评比、选拔、培训、教育、使用、给待遇的体系，把根在本县的返乡大中专毕业生、在乡务农人员、致富能人、外出务工经商者、复退军人等作为选拔重点，作为农村 “两委” 重要后备力量，予以安排任职村委会书记、主任助理等，由县财政发放基础生活补贴以及奖励，这是在 “农民荒” 蔓延的背景下，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积极探索 （用实例说明）。
（四） 推广江苏东海县薛团村 “适当集中” 的做法，拯救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
在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大、农村的凋敝严重的农业大县，土地集中、人口集聚、资源集约是适应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近年来，江苏东海县薛团村，针对不断分散的自然村落，对村庄进行了整合工作，通过合并邻近分散的自然村，建立了一个规划科学的中心村，人口集聚了，土地节约了，耕地复垦了，实现了资源的重新组合和效益提升，同时也为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降低了成本、减小了阻力 （用实例说明）。
在这个进程中，要保留和恢复农村传统文化和生活形态，避免 “消灭农村”、单纯以城镇替代农村、以单元楼替代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