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周刊 （何兆武 口述；邝新华 采访）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全国统一考试，叫“统考”。我考的就是西南联大。1939年秋天，我到西南联大报到，一到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
我一开始读工学院的土木系。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选专业很现实：你将来得有工作出路。毕业了就失业也不行啊。我后来转到历史系。那时正是“二战”期间，打得很厉害，大家都很关心人类的命运。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在历史里找出答案。
学校里的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每门课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指定的——哪些是必读的，哪些是供参考的。不过老师指定的必读书，也未必每个人都去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每个系有系图书馆，学校还有一个大图书馆是公用的——有一部分书是三校南迁时带来的。那个时候的教科书，除了中文系之外，都是美国教科书。英国和美国领事馆内设阅览室，我们可以随时去看英、美出版的最新杂志和报纸。
不点名，有的课我不想上，也就不去了。有时听到人家说，某某老师是名人，比如钱锺书，我也想去看看他长得什么样，讲的什么课。但我又不想正式去上他的课，所以就趴在窗外听。那时教室非常简陋，窗户都是开着的，站在外面听完全没问题。
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的课，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去听。他讲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我受益匪浅，以至于后来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张先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除此以外，人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我记得他不止一次感慨：“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同学们在一起，也讨论政治，也讨论学术，也讨论生活，也开玩笑，也谈女同学的话题。也有人谈恋爱，但并不是太普遍，因为生活太穷困了，谈恋爱是件奢侈的事情。说那时候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也不见得。那时候的大学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自由散漫的，没有人管你。这段大学生活还是很幸福的，因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思想是自由的，言论也是自由的。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特点是自由散漫。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来到昆明，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也极少有吃喝玩乐的事情。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出去玩？基本上每个同学家里都没钱寄过来，你想想，都在打仗，家里哪还会有钱供你上学？后来我们兼差当中学教师，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
周末放假，我们也只能蹲在学校里。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
那时的宿舍是土房子，一个房间要睡四十个人，上下铺。其实睡不满，因为很多人在外面兼差，一般也就二三十人住着。食堂里吃得很糟糕，糙米饭，很少肉，总而言之是吃不饱的。
二战初期，美国还没参战，中国的空军太少，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一般会提前半小时就有警报：日本飞机要来了。没有防空洞，我们就跑到郊外的山里头，找一个山沟，钻到山沟里躲起来。那时候也年轻，一跑就跑十几里路，跑到深山里。那时深山是空的，飞机也不会炸，等他们炸完了，我们再回来。
飞机每天都是中午时候来，所以我们上课的时间改了。飞机来的时候不上课，上课时间要么提前要么推后。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是绅士派头，飞机来了他也很从容，这等于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你看，老校长都不怕。
当时，全民抗战，所以人人都关心世界大局，关心社会、关心人类的命运。因为这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这些。
那时的我们非常乐观，相信战争一定会结束，而且，中国必将胜利，战争结束后一定会迎来美好的世界。生活很艰苦，完全靠这种信念来支撑着。那时很幼稚，想得太天真了，其实战后并不美好。可当时不那么想。我相信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乐观。
年轻时候太浪漫了，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其实远远没那么简单。我想，年轻人都是这样吧，把理想当作真实，或者以为理想就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可是，生活是非常现实的东西，并不都是跟着理想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