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不只浪漫美好那么简单
来源: 新周刊 (何兆武 口述;邝新华 采访)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全国统一考试,叫“统考”。我考的就是西南联大。1939年秋天,我到西南联大报到,一到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
我一开始读工学院的土木系。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选专业很现实:你将来得有工作出路。毕业了就失业也不行啊。我后来转到历史系。那时正是“二战”期间,打得很厉害,大家都很关心人类的命运。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在历史里找出答案。
学校里的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每门课的教材都是老师自己指定的——哪些是必读的,哪些是供参考的。不过老师指定的必读书,也未必每个人都去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每个系有系图书馆,学校还有一个大图书馆是公用的——有一部分书是三校南迁时带来的。那个时候的教科书,除了中文系之外,都是美国教科书。英国和美国领事馆内设阅览室,我们可以随时去看英、美出版的最新杂志和报纸。
不点名,有的课我不想上,也就不去了。有时听到人家说,某某老师是名人,比如钱锺书,我也想去看看他长得什么样,讲的什么课。但我又不想正式去上他的课,所以就趴在窗外听。那时教室非常简陋,窗户都是开着的,站在外面听完全没问题。
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的课,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就去听。他讲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我受益匪浅,以至于后来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张先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除此以外,人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我记得他不止一次感慨:“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同学们在一起,也讨论政治,也讨论学术,也讨论生活,也开玩笑,也谈女同学的话题。也有人谈恋爱,但并不是太普遍,因为生活太穷困了,谈恋爱是件奢侈的事情。说那时候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更丰富,也不见得。那时候的大学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自由散漫的,没有人管你。这段大学生活还是很幸福的,因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思想是自由的,言论也是自由的。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特点是自由散漫。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来到昆明,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也极少有吃喝玩乐的事情。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出去玩?基本上每个同学家里都没钱寄过来,你想想,都在打仗,家里哪还会有钱供你上学?后来我们兼差当中学教师,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
周末放假,我们也只能蹲在学校里。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
那时的宿舍是土房子,一个房间要睡四十个人,上下铺。其实睡不满,因为很多人在外面兼差,一般也就二三十人住着。食堂里吃得很糟糕,糙米饭,很少肉,总而言之是吃不饱的。
二战初期,美国还没参战,中国的空军太少,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一般会提前半小时就有警报:日本飞机要来了。没有防空洞,我们就跑到郊外的山里头,找一个山沟,钻到山沟里躲起来。那时候也年轻,一跑就跑十几里路,跑到深山里。那时深山是空的,飞机也不会炸,等他们炸完了,我们再回来。
飞机每天都是中午时候来,所以我们上课的时间改了。飞机来的时候不上课,上课时间要么提前要么推后。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是绅士派头,飞机来了他也很从容,这等于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你看,老校长都不怕。
当时,全民抗战,所以人人都关心世界大局,关心社会、关心人类的命运。因为这影响了每一个人的生活。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这些。
那时的我们非常乐观,相信战争一定会结束,而且,中国必将胜利,战争结束后一定会迎来美好的世界。生活很艰苦,完全靠这种信念来支撑着。那时很幼稚,想得太天真了,其实战后并不美好。可当时不那么想。我相信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乐观。
年轻时候太浪漫了,有一个美好的理想,其实远远没那么简单。我想,年轻人都是这样吧,把理想当作真实,或者以为理想就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可是,生活是非常现实的东西,并不都是跟着理想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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