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梁实秋的历史轮回1(本文为同步整理版)

作者：煮酒叶难烧 

近来对中学课本删减鲁迅文章的争论不绝于耳，以致出版社都忍不住出来辩解两句，原来此事已是几年前的旧闻。5年前，人教版的高中课本选录的鲁迅文章从5篇减少到3篇，同时首次选入梁实秋、戴望舒的作品，当时并无反响，不想现在却被翻出来被议得沸沸扬扬。让我们抛开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回望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重温那段思想激烈碰撞的历史吧。
请时空穿梭机带我们回到1881年，浙江绍兴有个秀才叫周伯宜，父亲周福清是进士，在北京做官，远祖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这是个纯正的书香门第。
这年秋天，周伯宜得了一个儿子，取名周樟寿。11岁时，周樟寿到私塾三味书屋上学，仅上一年，家中就遭了灭顶之灾。祖父周福清试图帮人买通乡试主考，败露后被革职下狱。周樟寿和弟弟被送到舅舅家避难。周福清往上递了一张银票，被判“斩监候”。此后周家每年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因此衰落。
周樟寿15岁那年，父亲病故。年轻的周樟寿过早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难想象，这会对他的性格产生多么剧烈的影响——梁实秋称之为“偏激”，但同时也激发出他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渴望正是促使他日后投身创造的根源。
两年后，周樟寿离开绍兴前往南京，进入新式学堂求学，并改名周树人。四年后，周树人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周树人到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京城一个姓梁的旧式官宦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孩，名治华，字实秋。这年周树人22岁。
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是河北沙河人，祖先世代务农。梁芝山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路，为官多年，官至四品。在广东做官期间，打下了丰厚家底。卸任北归时，曾在杭州停留，期间恰逢乡试，梁芝山养子梁咸熙已到应试的年龄，极重功名的梁芝山为使养子参加考试，将梁家的籍贯改为浙江钱塘。
回到北京后，梁芝山买下有30多个房间的宅院——内务部街20号，梁实秋就出生在这间宅院的西厢房，并在这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梁实秋父亲梁咸熙原籍河北大兴县，幼年孤苦，幸被梁芝山领养为子，得以上学读书。梁咸熙毕业于京师同文馆之后，供职于京师警察厅，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尤其酷爱金石学（著名的西冷印社就是研究金石学的）。
梁实秋深受父母宠爱，但在儒家思想浓厚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家族森严的等级尊卑关系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自述“对于无理的专制与压迫在幼小时就有了认识”。
梁实秋最早上的学校是离家不远的五福学堂，第一天上学，学监带领着学生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礼，让梁实秋甚为不满，他觉得自比“丧家犬”的孔子应该是有趣的、有人情味的，未必乐意被后人这样跪来叩去。彼时的梁实秋大约5岁，即能有此等见识，可见日后的成就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时的周树人已经弃医从文，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了。
促使周树人弃医从文的，就是著名的“看电影”事件。尽管如此，周树人并无民族自卑心理。在23岁时写给浙江同乡的信中，鲁迅发表了对日本学生的看法——“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之上，惟社交活泼，为彼辈之长”。
从文后，周树人想的第一件事，便是办一份文学杂志《新生》，但因经费问题中道而废。后来便想在翻译上多有建树，以此引起国人的注意。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凋敝，并无多少佳作可读，老朽的八股体和文言小说，不仅内容贫乏，情趣亦殊为干瘪。翻译域外小说，在周树人看来，是输进新精神的途径。他与二弟周作人着手从事翻译，用意颇为明显，就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他们翻译了一些东欧民族的文学作品，以及俄国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只有数十册（目前存世只有七本，已成为珍贵的文物）。周氏兄弟还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弱小民族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为翻译东欧文学而学习德语，这使他在知识来源上更加倾向接受欧陆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存在主义成分，而对英美自由主义感到疏离。梁实秋则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

附：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中说“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本人学识浅薄，目前尚不了解这一说法的依据。
20世纪初的日本掀起一股尼采思潮，周树人开始接触日本视角下的尼采思想，同时赶上由西方波及日本的易卜生热，他阅读了大量易卜生戏剧，对其后来形成“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此时的北京儿童梁实秋却失学了，因为启蒙学校五福学堂关门了。和周树人的父亲一样，梁实秋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自然希望给子女提供正统的国学教育，于是请了一位清朝拔贡，在家里里开辟了一个书塾。后来梁实秋又进入了“当时公认最好的贵族学校”——陶氏学堂就学。这里纨绔子弟众多，个个恣肆骄纵，飞扬跋扈，梁实秋很不适应。191l 年辛亥革命爆发，社会旧秩序土崩瓦解。陶氏学堂校长被杀，学堂关门。小梁同学再度失学了。
危机往往意味着转机，梁实秋上过三个旧式学堂，因为这场革命，终于无需再上第四个了，而是得到了去新学堂的学习机会,即位于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成为了高小一年级的小学生，开始接受合乎现代文明精神的教育。
这时的周树人已回国两年，就业困难、谋生不易，跌入一生中的最低谷。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逐渐熄灭了周树人心中的希望之火，最初的狂热日渐消退。就在这时，绍兴老家传来家信：家中添了朱安（母亲为周树人娶的妻子），生计日艰：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读书还没毕业，就要和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其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周建人），费用不够。母亲希望周树人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途黯淡，背后又生出诸多牵绊，前后合围，留给周树人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
1909年，28岁的周树人从日本回到中国。
早几个月回国的许寿裳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周树人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周树人就有了第一份工作——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
有一次，周树人答应学生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前清时代。全校为之惊讶，他却坦然教了。他向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授课效果竟出人意料的好。
周树人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还参加了驱逐校长事件。
原校长沈钧儒离任后，当局派了官僚夏震武接任。上任前一天，夏震武要求众人次日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第二天早上，夏果然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穿着袍儿、靴儿来了，他见众教师蓄着短发，又没有设孔夫子牌位，便生气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话音刚落，众人哄然而起。他看势头不对，在仆从拥护下夺门而去。接着他送来一信，信中说开除教务长许季茀，打算杀鸡儆猴，于是众教师当日集体罢教。学生们瞠目而视，震动全省。僵持半个月，当局最后派了较年轻开明的孙智敏来代校长，这一风波才告平息。
1910年9月，周树人应邀去绍兴府中学堂教生物学兼任监学。回到故乡，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后来花四块大洋在上海装了假辫子，“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革命总是有些用处的，对梁实秋而言，有了新式的小学可以上；对周树人而言，则不必再受“无辫之灾”，“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周树人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然而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成功”很值得怀疑。
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分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他（指光复会的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兵变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幸好梁实秋父亲在警察局任职，还不至为生活犯愁，父子均以读书为乐。
在第三小学的学习，小梁同学心情愉快。诸多课程，梁实秋都能应付自如，取得佳绩。唯独“算术”例外，一提起“鸡兔同笼”一类的算题，脑袋就嗡然胀大，他抱怨说：“象‘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周树人在日本学习时物理、化学还能取得及格，而梁实秋只能说是毫无数学细胞了。

附：似乎文字好的人极少有数学好的，还有两个文字功夫极好的人，也是毫无数学天赋。一个是毛泽东，数学成绩一向糟糕；一个是钱钟书，他数学考试得鸭蛋，上清华是特招的。
辛亥革命后，王金发主掌绍兴军政分府，任命周树人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
对于这个新政府，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报纸作为舆论监督，于是请了周树人、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创办《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首刊，周树人写了《〈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纡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免，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报纸办起来后，登了不少得罪新政府的文章。周自述，“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Pistol来打死你们了。”
听了这话，周树人觉得很诧异：我领的钱是学校的校款，怎么说是诈取呢?后来才知道所谓诈取，并不是指这钱，而是王金发另外送给《越铎日报》的一笔钱。周树人知道绍兴不能再待下去，于是辞去了校长的职务，盘算着外出谋生。
这一年的冬天，周树人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用文言文写成，写一个冬烘先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张皇失措的情形。作者杰出的讽刺能力展露锋芒。
周树人辞职之后，得另外寻个职业。他托人介绍准备到上海当编辑，上海那边寄来一篇德文作为笔译试题，考取了可以有一百多元的薪水。周做好译文，邮寄上海。谁知上海的回信还没等到，蔡元培的信先来到了，邀请周树人到南京的教育部去。
原来是给周树人介绍过第一份工作的许寿裳，又一次出手相帮，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周树人。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
于是周树人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招请，也许真就去上海当编辑了吧。
周树人曾在南京求学四年，读的是世人看不上的水师学堂，如今作为新政府的官员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样滋味，几多感慨之中还夹杂着些许兴奋。周后来信中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数月之后，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周启程北上，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并开始到教育部上班。他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三个月后，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参与筹建图书馆的工作。教育部是个清闲衙门，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周树人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
蔡元培重视美育，希望周树人在这一方面多做些工作，这也正是周愿意做的。他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美术的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
1912年到1915年的三年间，梁实秋和周树人同在北京城，一个高小学生，一个政府官员；一个东城上学，一个西城上班。
对梁实秋而言，这是段单纯快乐的读书生涯，尤其偏爱国文和英文，课余还能偷着读些白话小说，新奇世界的画卷正徐徐展开；对周树人而言，起初也是美好、有希望的生活，但这希望很快被一连串的现实击破了。
好友范爱农淹死让周树人很久不能释怀，每每想起，夜不能眠。
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离职，取而代之的是“豚犬”范源濂，他的“长官意志”令周树人在工作中感到痛苦。
而当权的袁世凯也逐渐露出了真面目，他的特务继承了东厂统系，“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1914年2月，袁世凯囚禁了章太炎，周树人几次前去探望失去自由的老师。
“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当时不论官职大小，北京所有的文官一律都在“东厂”的监控之下。于是人人设法逃避耳目，皆作痴状，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即是一例。
周树人的同事和朋友有的打麻将，有的玩字画。他不会打牌，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银玉器，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后又动手抄写，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一块汉碑可以抄写半个月，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没有的。但他还是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这个期间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
周树人每天下班回到的住所是潮湿阴暗的补树书屋，院中的槐树据说吊死过一个女人，除了他自己没几个人愿进来。这时的朱安远在绍兴，而且周始终未将其视为妻子。一个三十出头的单身汉，没有人可以交流。于是一天天，呆呆地坐在院子里，望着夜空中的星星，槐树上的毛毛虫掉到脖子里，冰凉的。
1915年，对周梁二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先说周树人。这年秋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首刊指明，“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这就是后来的《新青年》。
最初的《新青年》，是用文言体写的，所刊小说也多是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的风格。也有些批评文章，“还差强人意，都是一些启发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许寿裳给周树人拿了几本《新青年》，说“颇多谬论，大可一驳”。后来周翻了翻，就搁下了。与周作人聊天时提起《新青年》，态度也是冷淡的，并不怎么看得起它。1917年张勋复辟之前，周树人仍是埋头抄贴，别的什么都不管。
但一次关于《新青年》的对话之后，他渐渐发生了转变。
这就是和钱玄同的那次对话。钱玄同是《新青年》的编辑，和周树人同是章太炎的学生。
周树人曾有叙记，“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金心异是林琴南送给钱玄同的别名），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我说：‘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住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一席谈话，竟能让不问世事的周树人忽然积极起来，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请不要忘记，周树人弃医从文后的第一个理想便是创办杂志《新生》，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当时，另有留日学生办了杂志《河南》，缺人写稿，便向周氏兄弟、许寿裳等人约稿，周树人最为勤奋，写得最多。他把想在《新生》上说的话，都放到《河南》上说了。时值清末，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反抗的，便容易激起感应。而其中许多观点，即便放到今天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所以在这里略作陈述。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篇是《摩罗诗力说》，题目白话过来的意思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这是周树人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较有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的论文之一。文章介绍了欧洲最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包括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人。
在介绍外国诗人和作品的同时，周树人还正面阐发了自己对文学的见解，表达了对维新人士的不满，直指他们舍本逐末。他深刻地看到：要维新就得有人来介绍新文化，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只是到外国去学回一些食品加工、监狱管理等等办法，那么就等待着第二次的维新吧。
在未能完全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他再次批评了“革新武备，振起工商”的“新党”，以为他们不过是“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们到外国留学，“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文章甚至激愤地说，“故病今日中国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可见他极其反感这些伪革命人士。
而对于颇有号召力的“爱国”口号，周认为“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只不过是“兽性之爱国”。
周树人不赞成这种“爱国观”，认为“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他提出，国家的光荣并不在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在于“艺文思理”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文化偏至论》指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拉斐尔这样的画家、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和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
《破恶声论》和《裴彖飞诗论》译稿还没刊登完，《河南》就出了事。清廷驻日公使以“言论过于激烈”为由，要求日本当局查禁。杂志被迫停刊。周树人自由的表达戛然而止，言犹未尽。而这一放下，就是十年时间。
周树人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新青年》提倡的改写白话文，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现在钱玄同旧事重提，周树人心中深埋的捻线重又被提起来点上火，创作的热情终于爆发了。
再说梁实秋。
1915年，梁实秋考上了“清华学校”，此后八年的学习生涯对他一生的影响深远，可以说决定了他的人生追求和事业选择。
让梁实秋报考清华，是梁咸熙一位朋友的建议。清华学校的建立，带有强烈的国际政治色彩。1908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良心发现，决定退还中国半数“庚子赔款”，但同时要求这笔款必须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清华学校就是这一事件的产物，因此学校不归教育部管理，由外交部统辖，学生毕业后直接去美国接受更高等级教育。
由于当时清华远在郊外，完全进行西式教育，而且八年之后要到美国继续求学，所以一个旧式家庭送孩子上清华，是件不小的事情。梁实秋的母亲知道梁咸熙的决定后，急得哭起来。
梁实秋终于还是报考了清华。由于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而庚子赔款当初又是由全国各省摊派的，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录取学生即应该按照摊款数量的比例分派。
梁实秋应试的癸亥年，他所在的直隶省分得五名指标。参加初试者有三十几人，取十名，而后再经复试遴选五名。
梁实秋自述，“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曰：‘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入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这巡走进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地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地抽起水烟袋，逐个地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
美国推动建立的现代文明教育，竟是以这样一次滑稽的面试开始的，可见“中国特色”自那时起就是有的。
对于刚刚脱离私塾教育的梁实秋，清华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这所学校既不同于官办或民办“学堂”，与一般的大学也有区别，相较而言具有更鲜明的现代色彩。
清华十分重视英文教学。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律用英语讲授，采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等，一律用国语讲授，用中国的教科书。学生毕业考试时，上午的课必须及格，而下午课的成绩则不予考虑。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梁实秋产生了逆反心理，加之一直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
清华的管理也独树一帜，纪律极其严格。比如身上不许带钱，不许看“闲书”，早晨七点起床，必须于七点二十分准时到食堂吃早饭，每星期必须至少洗澡两次。这对于那些“阔少”、“衙内”来说，不啻于接受了一次严酷的洗礼。梁实秋回忆，“事后想想象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
这一时期的梁实秋，“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他热切地阅读《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洛杰爵士杂记》、《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威尼斯商人》等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学作品，求取新知的强烈欲望推动他进入一个新的观念世界，完成了对自身的主观变革。
青年人一旦做出选择后，其成长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从前，他不断往自己的头脑中塞进经史子集、诗词文章，现在又不断地塞进“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萧伯纳，罗素与柏格森，泰戈尔与王尔德。”
回到关于周树人的叙述上来。
“铁屋子”对话的当事人钱玄同，则在《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回忆，“民国六年，蔡孑民（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陈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君及刘半农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周作人）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树人出山写作之前，他的学问和思想就已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尊敬。周树人在教育部的同事钱稻孙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鲁迅这名字，我们都叫他豫才。”“鲁迅见人不大说话，但很健谈，对谈得来的话很多，跟谈不来的不大对劲的就不大说话。我的老叔玄同很健谈，一谈就一两个小时，他们在一起谈得很多。” “上班时许季茀（许寿裳）就常到鲁迅的办公室来谈谈。戴芦舲、许季上办公的屋子离鲁迅很近，也常去找他，屋里人不断。鲁迅没事不出来找人，都是人家去找他。鲁迅兄弟几个都是这样，周作人在杭州教育司时呆在楼上不出来，很多人不认识他。”“那时一般同事打麻将的很多，鲁迅不打，打牌的人不敢去找他。找他的人大都是佩服他学问的。”
《狂人日记》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署名“鲁迅”。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促使鲁迅写作这部小说可能与他的表弟有关。创作前两年，周树人的表弟阮久荪，大姨母的儿子，忽然精神病发作，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周作人曾记述，阮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踪他，住在西河路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哺哺的声音，原来也是他们的人，在暗示给他知道，已经到处都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阮就来敲窗门，鲁迅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失惊，面无人色，眼神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所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文字。
《狂人日记》大致內容是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腐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
作品通过描述“迫害狂”患者的感受和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
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因为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茅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茅盾曾在1923年这样写道“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异样的风格”，即作品虽然一开篇就使人笼罩在阴冷的恐惧之中，虽然处处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作品中狂人昂扬的斗志，却不能不使人振奋，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在冷峻的文字中还流淌着热烈的感情，还寄托着热切的希望。概而言之，是鲁迅小说“异样的风格”就是寓热于冷。
钱稻孙回忆，“《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是鲁迅在教育部时代写的。比较起来，教育部里的人对《阿Q正传》懂的多一些，认为写得好，《狂人日记》懂的人少，因为鲁迅是学医的，对于狂人的精神面目写得很好，自然而深刻，不懂得医学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鲁迅毕生推崇果戈里，《狂人日记》不但从题目上，而且从整体形式上都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二者都采用“以狗喻人”，都呼喊“救救孩子”，有些评论据此认为鲁迅《狂人日记》是抄袭之作。
果戈里本人就曾患有躁狂抑郁性综合征，具备描写“迫害狂”的现实基础。小说主人公原是一个替科长修鹅毛管笔尖的小书记，后来发花痴，单相思的爱上了上司的小姐，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
鲁迅大概也有意思要学它，写赵贵翁家的狗看了他两眼，与果戈里小说里小姐的吧儿狗有点相近，但后来内容转入正题，作者态度就严肃起来。
两部作品形同质异，在思想和创作上有着某些本质的区别。鲁迅在借鉴果戈理小说的同时，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忧愤深广”，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相比果戈里之改良家的控诉，鲁迅则应为革命者的呐喊。
此外，抛开文学领域这个层面，《狂人日记》还让我们感受到了鲁迅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

附：遍寻不到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只能通过简单的内容介绍来推知故事梗概，两部小说的比较也是参阅一些论文得出的结论。因未亲见原文，难免有失偏颇。
《狂人日记》发表之后，鲁迅紧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1918年冬)、《药》(1919年4月)等小说。
《孔乙己》塑造了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底层人物形象，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鲁迅是怀着悲悯和同情的心情来写孔乙己的，写他受到社会的迫害，艰难地挣扎着活下去，依然保持着自尊和自爱之心。这部作品曾经在1993年至2006年度被纳入香港中学教材。
《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
《药》主人公名叫夏瑜，并没有正面出场，是通过小说其他人物的议论来塑造人物形象。
很多人都知道，《药》这部小说是纪念秋瑾的，“夏”与“秋”相对，“瑜”与“瑾”相对。
然而，秋瑾和鲁迅，虽是同乡，却非同道。
据周作人记载，在日本同住在绍兴会馆，相互认识。有一次周氏兄弟喝醉酒在房间里狂言，革命是男人的事，让女人走开。正好被走过房门前的秋瑾听见。性烈如火的秋瑾一脚踹开房门，把随身的匕首插在桌上，怒道，再听见这种混账话，你们就知道匕首插在什么地方了。把周氏兄弟的酒都吓醒了。
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中记述，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可见，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问题上，自费留学的秋瑾与官派留学的周树人、许寿裳等人之间曾出现过激烈的冲突。
绍兴光复后，鲁迅主张为秋瑾复仇，但绍兴都督王金发未予认可。
在鲁迅看来，秋瑾是被同志捧杀的。“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对于鲁迅的冷静，秋瑾认为那是“怯懦”；对于秋瑾的牺牲，鲁迅认为那是“无谓”。上帝是最高明的编剧，恰是这个被她判了“死刑”的人，最终将她的形象永生在文字中。
此次中学课本改版删掉了鲁迅的两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药》。
这部小说着重写了开茶馆的华老栓，写了坐在茶馆里吃茶的闲人们，夏瑜就是在这样的人群中活动，就是为了这样的人群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可他们竟是这样的麻木和愚昧。他们不了解夏瑜，不了解夏瑜所从事的革命，甚至还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之类的无稽之谈。这归功于清朝推行的愚民政策，以严酷的文字狱使汉族知识分子钳口结舌。
这部小说对人们的麻木冷漠和看客心理做了一针见血的描述。“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般，眼里现出一种攫取的光”，到了行刑时，“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经历一回，似乎有点声音，便有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药》发表后一个月，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4日那天，清华学校因距北京城较远，平静如常。两三天后消息传进清华园，清华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象怒潮般不可遏止，并汇入了北京城的运动大潮中。
梁实秋自述，“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rebel’，不再忍了。有人要’整理国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要揪出来重新交付审判。礼教被控吃人，孔家店遭受捣毁的威胁，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沟要彻底翻腾一下，这下子可把旧一代的人吓坏了。有人提倡读经，有人竭力卫道，但是不是远水不救近火，便是只手难挽狂澜。代沟总崩溃，新一代的人如脱缰之马，一直旁出斜逸奔放驰骤到如今。旧一代的人则按照自然法则一批一批的凋谢，填入时代的沟壑。”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一夜之间，五四运动给中国已近坏死的庞大肌体注入一股活力，知识界先驱者与青年学生阶层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激烈迸发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

附：梁实秋原话中“rebel”为中文，因原文发不上来，此处作了特殊处理。
和所受家教有关，从平时的处世态度来看，梁实秋属于温和敦厚的好学生。但他却积极投入了运动的洪流，成为学校的骨干分子之一。
从“Student campaign”一开始，他就是活跃分子，参加游行，街头讲演，罗隆基所自诩的“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都有他的份。五四高潮过后，清华学生不仅大搞自治，还要“过问学校的事”，建立了“评议会”和“干事会”两个组织，作为学生参与学校工作的决议和执行机关。从组织成立起到梁实秋毕业，他一直被推举为评论会的评议员。
梁实秋尤为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的一场驱赶“小锣会”，与校长张煜全直接交锋的斗争。
五四运动高潮之际，一天晚上学生们集合开会，校长张煜全采取高压手段，切断电源，企图以此迫使学生就范。被激怒了的学生，点起蜡烛继续开会。开会期间，忽然发现有一些行踪诡秘的人，提着纸灯笼绕会场转来转去，学生们盘问出那些人都属当地乡间的“小锣会”，是学校当局专门请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是乡里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即敲锣为号，群起抵抗，以维持地方治安。不想此处竟被用来对付学生。愤怒的学生们当即停止了开会，把小锣会象紧紧围住，把那些小锣会员们吓得告罪求饶。学生们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画押具结赶出学校。
随后，学生们对张煜全宣战，没用多长时间，就把这位威风凛凛、颟顸糊涂的校长驱逐出了清华。
就在五四运动最高潮时，梁实秋也同时看到了“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与盲目性。
对于上面提到的毁坏汽车事件，他还可以容忍，“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但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则让梁实秋耿耿于怀。章宗祥的儿子和他同寝室，而章宗祥作为“卖国贼”已成为众矢之的。清华“Students campaign”开始后，章宗祥的儿子识趣地避开了，但是不行，“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涌进了我的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了，衣箱里的东西狼藉满地”。梁实秋自述，“我回来看到很有反感，觉得不该这样作。”特别是这位同学随后不久害病死去，更使梁实秋终生难以释怀。
总也发不上来，搞不清到底哪个是敏感词，一点点发试试吧。

多年后梁实秋回忆，“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治，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 Class boycott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Class boycott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Class boycott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附：中英文夹杂实属无奈为之，原话皆为中文。
“Students autonomy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Class boycott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Class boycott，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Class boycott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确是事实。”
“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
5月4日上午，鲁迅到教育部同事徐吉轩家，为徐父吊丧。下午学生孙伏园来访，向他介绍了当天集会的部分情况。孙伏园回忆，“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况，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况，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当天刘半农也到鲁迅家，谈及集会游行的情况。
从我们所受的教育里，被灌输的一个观点是，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那么鲁迅有没有参加到“五四运动”？
不得而知。此时的鲁迅仍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公务员”，尚未成为北大或北师大的兼职老师，在学生中还不具有影响力。发表的作品屈指可数，公众知名度亦殊为有限。因此，鲁迅即便投身“Students campaign”，也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
第二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鲁迅本人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在谈到自己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时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当时公认陈独秀是“革命的前驱者”。
事实上，这时的鲁迅还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仅发表了几篇小说。《新青年》，是倡导“民主”与 “科学”的理论、政论、评论性刊物，小说并非其最重要版面的内容。刊物总共9卷54号，重要文章是陈独秀的创刊词《敬告青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对于鲁迅在五四中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有一个较为恰当的概括。他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作者，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但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周作人先生。从影响来说，五四时期周作人影响大于鲁迅的影响。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为附和《新青年》中哪一个人而写的。

附1：鲁迅毕生厌恶“遵命文学”，这里说自己做的是“遵命文学”，是一种自嘲的说法。
附2：陈独秀这段话未找到原文，这里的表述引自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