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交流材料

智媒技术的革新和广泛应用，必然引起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的变革。习近平强调：“媒体融合是一场自我革命。”优化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路径，需要深刻认识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发展变革的趋势特征，剖析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而提高运用智能媒体传播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和正能量的能力。

一、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发展趋势

智能媒体重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场景化不断增强、个性化更加鲜明、沉浸化愈发凸显。明晰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发展的趋势特征，才能更好地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1.智能媒体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场景化不断增强。

智媒时代，社交媒体搭建起多元化的交往场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场景化不断增强，并呈现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多样内容丰富呈现、多维互动增强效果、多种服务满足需求等特征。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使算法和其他智能媒体嵌入生活场景，并融合人、物、信息、资源同频互动，实现不同场景下信息与服务的适配。算法推荐技术向用户提供精准的信息识别与推送，使用户沉浸在智能化的场景中，而场景传播使得公众接收信息更有现场感、参与感和代入感。智媒时代，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再只是“知晓”，而是渴望“参与”。

2.智能媒体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个性化更加鲜明。

马尔库塞在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时指出：“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智能媒体的个性化传播及算法精准推送，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技术合理性。智能媒体采用算法进行个性化内容的推送，实现信息与用户的精准匹配。智能手机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传播信息、交流信息，表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各个电子媒介、微媒介广泛地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思想观念。相比于“大水漫灌式”的价值观传播，这种“小水滴灌式”的个性化推荐实效性更强，也更符合受众心理。

3.智能媒体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沉浸化越发凸显。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各种传播场景设计更加逼真、语言逻辑更加丰富、形象载体更加真实，因而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也更加强烈，这种深度介入用户的视觉体验，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沉浸化特征越发凸显。人们可以从视觉、听觉的感官维度体验传播场景，体会智能媒体传播的价值理念。

二、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现实挑战

智媒时代的技术变革在促使信息传播广度、强度、深度不断增加的同时，也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了诸多的风险和挑战。

1.智能媒体加剧了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性。

智能媒体传播的私密化和信息的碎片化，加剧了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性。一方面，智能媒体传播的“私密化”加剧了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性。算法推荐针对特定群体进行强势输出，利用“回音室”迎合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受众也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而选择随波逐流。信息传播的私密化加大了智媒圈层的监管难度，主流媒体的观点和声音难免会遭受遮蔽和消解，丧失传播力和影响力。此外，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优势，通过篡改网站、挖掘漏洞等方式频繁对我国网民关注的热点、兴趣点等数据进行非法的监听和收集，并隐秘地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攻击。另一方面，智能媒体传播的“碎片化”加剧了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性。智能媒体重构了信息的分发机制，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完整性。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这构成了较为复杂的舆论场域。且这些舆论场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难控性等特点，加之各种错误思潮借助碎片化的信息加以扩散，导致部分网民被偏异失实的信息包裹，难以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认同。

2.智能媒体加剧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

智能媒体在传播的内容、传播的话语、传播的方式上的赋权和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使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一方面，智能媒体传播的“圈群化”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能力。算法推荐放大了用户的选择心理，受众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信息，在作出价值选择的时候无意识地放弃普遍适用的参照点，陷入“信息茧房”，个体选择被智能媒介操控重塑。此外，在资本和流量的操控下，智能媒体推送的同质化的信息使网民难以接触到不同的声音，消减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智能媒体传播的“泛娱乐化”加剧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各种思想交织碰撞，众声喧哗层出不穷，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以娱乐化、生活化的方式，借助智能媒体广泛传播，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3.智能媒体加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附着性。

“人工智能技术深刻改变了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智能媒体的附着性体现在智能算法嵌入智能工具和日常生活，这种算法嵌入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一方面，智能算法嵌入智能工具，加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附着性。智能算法预先设定算法模型及计算机编码程序，识别潜在用户及其个人喜好，通过推荐引擎进行信息匹配，完成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信息推荐，其输出的内容有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具体而言，虚拟与真实模糊，技术与价值异化，黑箱与茧房交叠，加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附着性。另一方面，智能算法嵌入日常生活，加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附着性。智能化的传播使得捕风捉影的言论与迷惑性的虚假信息相互耦合，加之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磨损网民的价值判断与认知理性，非理性的观点极易成为“网络爆点”，引起网民的围观讨论。此外，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过度沉浸于虚拟世界，自主意识、价值选择等主体能动性被蚕食，无法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给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路径优化

智能媒体的出现重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和发展态势，只有在把握智媒时代意识形态传播新特征的基础上，优化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路径，方能提高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1.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智能媒体有机融合。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智能媒体的有机融合可以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三个方面深入探索。一是传播主体融合，具体表现为智能媒体受众群体分层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分层化的融合。从受众主体层次看，党员干部、学生群体和普通大众有着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和媒介素养，因此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借助多平台的智能媒体，极大地提升了教育实效。二是传播方式融合。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可以建立感观、视觉等多维体验，不断发掘新媒体意识形态传播方式，构建线上线下互动模式，融合传统与智能媒体传播方式，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三是传播内容融合。智能算法能够通过媒介用户的话语分析得知用户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偏好，研判受众的切实需求与内心期待。当前，可以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算法内容个性化推荐，智能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受众在休闲娱乐中获得正向价值引导、廓清思想迷雾。要在各类社会思潮的传播中树立起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摒弃社会不良舆论导向，加大对社会主流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弘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提升用户的社会认同感。

2.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智能媒介素养。

智能媒介素养的提升可以从个人、大众媒体及算法路径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提升个人的智能媒介素养，培植一支信仰坚定、素养扎实的网络意识形态人才队伍，强化专业人才供给。智媒时代，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理论研究者、党员干部、普通民众等都是信息的发出者和传递者。提升他们的智能媒介素养，有助于推动多个主体在不同领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二是规范智能媒体平台的传播，增强其价值引领。智媒时代主流价值的传播嵌入了专业机构媒体、互联网平台、政务新媒体、自媒体，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媒体平台的智能媒介素养，“以主流价值观驾驭人工智能技术，增强其价值理性”。三是技术人员要优化智能算法设计理念，提升主流媒体算法的透明度，打破“算法黑箱”，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算法设计的核心法则。通过制定技术公约、行业准则等形式规范技术人员的责任意识与伦理意识，以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为智能技术加权赋值。

3.完善主流意识形态智媒传播的安全防控机制。

完善主流意识形态智媒传播的安全防控机制，主要从智媒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监测机制、智媒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预警机制、智媒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评估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一是构建智媒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监测机制。全景监测媒体内容，智能识别声音、语义、图片、表情等载体内容，利用网络爬虫技术抓取相关舆情信息，以多维情感倾向判断智媒时代意识形态，分析网民正向和负向情绪指标，监测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趋势。二是构建智媒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预警机制。搭建主流意识形态智能算法模型，筛选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言论并有效进行拦截屏蔽；制定监测预警应急方案，研发舆情监测模型，发现棘手问题后及时进行约谈、禁言和永久封号，遏制风险于舆情萌芽期。三是构建智媒传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评估机制。虚拟世界与数字鸿沟加剧了观念与价值的两极分化，构建智能化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有利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要设定因果逻辑、递进逻辑、并列逻辑等分析意识形态风险，智能化分析评定社会事件、舆情影响等风险，从而构建图片、视频、文字、数据等立体化智媒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风险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