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冷衙门寻租的故事

南京有个玄武湖——在明代叫后湖——在大明两百多年时间里，它一直处于封禁状态。因为在湖中的五个岛上，存放有全国的黄册户籍和鱼鳞图册。黄册记载的是人口状况，鱼鳞图册记录的是土地状况。可以说大明的整个民生数据，都存在这里了。

每过十年，每一个里都要统计本里状况，编撰成黄册，逐级上交，经过州、县到府，再到布政司，层层汇总，最终呈递给户部。

户部拿到的，就是一整套宏观数据。同时，也包括了详尽到每一户的原始数据。每次攒造，全国黄册都有五万到六万册，统统要在后湖入库保管。

 为了防止地方舞弊，朝廷特别规定：每次黄册入库，都要经过审核。南京国子监的监生们会在每年四月或八月来到后湖，对黄册数据进行驳查，如果查出问题，就会把这本册子摘出来，贴上驳语，打回原籍，责令当地政府修订重造，再以“奏缴册”的名义提交，复验无误方可入库。

这套流程，看起来无懈可击，可实际情况，却完全出乎设计者的意料。

黄册库是个冷衙门，自己没有三产，更没办法创收。更奇葩的是，大明皇帝虽然很重视黄册库，但不知为什么，居然从来不给其单独编列预算，一应费用都是户部、刑部、都察院应天府各个部门均摊。大明的诸多部委别的不擅长，踢皮球的本事是有的，一均摊，踢来推去，最终落在了附近江宁、上元两县头上。

这笔费用有多重呢？万历八年有御史算了笔账。每次驳查时间得持续五、六年，册籍有纸张笔墨支出，看守有匠工支出，修缮维护建筑有砖石支出，查驳有书算支出，还有炭食药等闲杂支出，总支出得一、两万两白银。

这两个县除了正税之外，还得额外负担这么一笔沉重支出，叫苦连天，年年上访，闹得户部不得不酌情免除。可是经费还是没着落，黄册库只能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夸张的一次，成化年间，黄册库查出有一大批黄册损坏了，需要一百二十万张厚黄纸加大量棉索串绳修补，可是没钱，一拖就拖到了弘治三年，户部出面，从龙江盐仓硬讹了库存五十四万斤盐，卖了换钱，才算把修缮工作开展起来。
这种财政体制之下，黄册库穷途末路，迫切需要权力寻租。可是它手里的权力实在太小了，谁也管不着，这可怎么办呢？

正德九年，当时的黄册库的主管、刑科给事中史鲁想出了一条妙计。每次新黄册入库，不是要国子监审核吗？那我加一条规矩，如果有黄册审核不合格，被驳回，当地主管部门要罚款。罚款所得，皆上交黄册库。如此之来，既能震慑地方，又解决了经费问题，两全其美。而且不惊扰地方，也不给圣上添麻烦。

这个建议如此美好，立刻获得通过。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和史鲁想的完全相反。驳查人员既然靠罚款来生存，那么他们必须要纵容舞弊，希望地方上的错误越来越多。一旦他们查得紧，地方上收敛起来，岂不是又回到原来的穷日子了？
而地方上也有心思。起初官吏们自然不希望黄册驳回，因为罚款是他们自己出。但很快地方官吏就找到一个规则上的漏洞：里册的攒造，是由里长搜集装订，费用则由本里一百一户均摊。

虽然朝廷明令罚款是从地方官吏手里出，不得扰民，但黄册还得让百姓自己造。官吏们就颁布行政命令，要求这些被驳回的黄册，必须在指定的纸店以及装订铺装订，否则不予承认。费用嘛，肯定比普通要贵很多，但谁让这本册子没通过呢？

这样一来，两边很快就达成了默契。

比如说，某县官吏在攒造黄册时，故意让其中一本黄册不合格。送到后湖之后，驳查人员一看，这一本不行，得罚款，每册罚一两。发送回县之后，官吏找到那个里长，说上头把这本给驳回来了，你重新造吧。里长去指定的店铺一问，二两一册，太贵，有心去找别的店，可只有这家店有资质。官吏说了，这次你如果用了非官方指定的店铺装订，万一黄册被驳回，可就是你的锅了。里长没办法，只好掏钱。

这二两银子，五钱算成本，一两交给黄册库算罚款，还有五钱就落到地方官吏手里了。

这只是一本，全国每次解送后湖的册子得五、六万，这个钱数，就十分可观了。

从此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利益链，驳查罚得越多，黄册错误就越来越多，百姓负担越来越重，黄册库和地方官吏反倒吃得饱饱。

这笔钱有多少？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十四年，三十多年，黄册库一共靠罚款收了168500两银子，一跃成为南京最富有的衙门之一。至于地方官吏借此勒索百姓多少，那就更没数了。

这政策表面看很完美，皇上高兴，没花他的钱；江宁上元两县高兴，负担少了；南京户部高兴，少了个麻烦；黄册库很高兴，经费充足了；各地官吏也高兴，有外快了。唯一不高兴的是地方百姓，和大明户籍本身——但这么大的问题，又怎能怪到具体谁头上呢？

你以为黄册库从此高枕无忧了？错。

权力寻租的最大获益者，永远是上游，他们会吸掉最大的利益。

嘉靖二十四年，黄册库一共收到驳费17878两2钱9厘7分3毫。然后嘉靖皇帝下旨，说要织造泞丝纱罗，需要挪用，然后挪走了17878两，给黄册库剩了2钱9厘7分3毫……嗯，可谓皇恩浩荡。

从此以后，这笔费用的流向，就再没回到过黄册库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