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是“家奴”？原来不是那回事

自从1729年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以来，到1911年清亡前一年的“责任内阁”出现，近两百年的时间，军机处俨然已经成为了中晚期满清朝堂的权力核心所在。因而，军机大臣也被尊称为“枢臣”，而军机大臣兼殿阁大学士也就成为了朝堂中大家心照不宣的真宰相。然而，有人却认为军机大臣不过是完全听命于皇帝的“家奴”，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军机处设立之初，也许的确只是为了便于君主独裁。然而一生勤奋的雍正帝很快就发现了，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在1729至1730年间，雍正帝写给正在西北用兵的将领岳钟琪的信中，面对岳钟琪在袭击准格尔的军事行动中的惨败，雍正帝痛心地写道：“诸凡出乎意外”、“朕诚慌诚恐，痛自省责，一一皆我君臣自取之咎。”因为命令是雍正帝直接下达给岳钟琪的，并没有（或者说极少）咨询相关人员，因而雍正帝除了骂一顿岳钟琪以外，也只能自咽苦果，承认这是他“自取之咎”。 不久后，军机“承旨”（协商）人员的名单就扩大了。两年后，军机处正式成为常设的挂牌机构，全权处理全国军政大事。

而乾隆帝上位以后，连皇帝直接批复臣子奏折的长篇指示（雍正帝特色）也几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览”、“知道了”、“该部议奏”、“单并发”、“单留览”、“另有旨”等简短批示，并成为后世帝王的规范性操作，这就更加接近于曾经让相权极度膨胀的“票拟”制度了。

公元1861年9月，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的前夕，刚刚母凭子贵而成为“圣母皇太后”的慈禧，和以肃顺为代表的咸丰帝“顾命八大臣”集团，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权力冲突，可以说这是皇权和军机处权力对碰的一次极端化案例。这次碰撞，让年轻的慈禧太后目瞪口呆，而结果，是慈禧完败于肃顺领导的军机处手中。

事情发生的经过其实很简单。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了一道奏折，请皇太后垂帘听政，正中意欲揽权的慈禧下怀，于是“交部议奏”，谁知竟引起了军机处肃顺等人的“痛驳”：

“（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何诚心！所奏尤不可行。”（《清史稿•恭亲王传》)

如此严厉的措辞，简直就是狠狠打了慈禧的脸。慈禧看到后勃然大怒，要求另行议奏，碰壁。留中不发，碰壁。因为肃顺等人直接“搁车”了，给你来个往后的奏折也一并不处理，看你怎么办！

面对来自军机处的大决裂，慈禧太后懵逼了好一阵子。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以退为进，钤印同意了明发那封措辞严厉的批驳。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不过，不久后，他们就都死在了慈禧的刀下。

总理衙门大臣成林（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中）、宝鋆（右）

取而代之的是以恭亲王奕訢、文祥、宝鋆等为核心的军机处，这也是一届比较强势的军机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约束君主错误行为的作用。比如说慈禧一直念念不忘的修园子，在恭王的任期内，就是一件极难推进的事。甚至在同治帝强烈要求，以“尽撤全班军机大臣”为要挟的情况下，军机处依然结结实实地给怼了回去。

正如白彬菊教授在《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说的那样：“事实上，统治太重要了，不能留给最高统治者。”军机处许多时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使用的办法，除了和皇帝达成不“独治”的共识外，在解释那些简短模糊的朱批上，在提供决策的建议上，在信息反馈上，军机处都保留了很大的一块余地。实际上，很多时候，“做出决定的不是君王，而是这些提建议的人”。

面对这些抱成一团“提建议的人”，甚至皇帝们有时候也是要头皮发麻的。因为无论他们提出了什么建议，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这背后都代表了一种一致的声音。无论如何，将自己置于军机大臣们的对立面，是件十分不明智的事情。于是，很多皇帝拍脑袋决定的事情就这样被成功阻止了，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收回原来那些不成熟的“君命”。

雍正帝当年设立军机处的目的，本来确实是要集权力于自身。不过很快，天平就滑向了另一端，一直到君主立宪（光绪的“戊戌变法”和慈禧的“预备立宪”）的边缘又猝然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