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梁实秋的历史轮回3(本文为同步整理版)

作者：煮酒叶难烧  

八道湾完整的大家庭生活仅仅维持了一年多，因为1921年9月，zhoujianren就离开八道湾前往上海工作了。

zhoujianren回忆，“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这么描述，“那是全家从绍兴迁到北平八道湾后的事，已属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于没有相当的学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他到大学去旁听社会哲学方面的课，一边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但他在八道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信子的心目中，他只是个吃闲饭的‘呒作头’，整天指桑骂槐，她还大声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指父亲和建人叔叔），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连建人叔叔去北大听课也冷言冷语，说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当面侮辱叔叔。这是俞芳亲眼目睹的。她这样告诉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妇和芳子要出去郊游，三先生（指建人叔叔）要同行，当他刚要迈入车子，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说：‘你也想去吗？钱呢？’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词。对此建人叔叔实在忍无可忍。” “父亲（鲁迅）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间，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写了求职信。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平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是在杭州教了几年书（注：周海婴弄错了，zhoujianren杭州教书是早在入住八道湾之前的事）。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那么，俞芳真的是亲眼所见吗？

在《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zhoujianren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中俞芳说，“在绍兴时期，芳子对三先生的感情尚好。之后全家搬到北京，她看到姐姐信子当家，大手大脚，挥霍无度。对她的尽情享受十分羡慕，对姐姐的话更是言听计从，逐渐她也效法信子，贪图享受，看不起三先生，怨他无能，不会挣钱，经常和三先生无故吵闹。据说，有一次周作人、信子、芳子带着孩子们租了车打算出去游玩，三先生认为自己是应该参加的，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走到车子门口时，芳子不齿地说：你也去吗？三先生听了这话，看着芳子冷冰冰的表情，十分伤感。这屈辱又能向谁去诉说呢？向哥哥们去诉说，他们太忙，不忍用这些小事去影响他们的精力和时间。唯一可以诉说衷肠的是母亲，但他又怕老母为他伤心，影响健康，左思右想，只好把委屈埋在心底。……在八道湾竟是如此处境，真是难过极了。他一再催促两个哥哥为他托人，好尽快找个工作，以摆脱这种处境。”

请注意，俞芳用了“据说”一词。前文已述，1921年俞芳年仅10岁，根本未曾踏足八道湾，八道湾芳子和信子的事，特别是芳子不让zhoujianren一起乘车去玩的事，她何以知道？即便说是后来从鲁迅母亲那里听来的，也解释不通。因为她文中说，zhoujianren“怕老母为他伤心影响健康，左思右想，只好把委屈埋在心底”。

事实上，zhoujianren的离京去沪工作，不可能由于芳子的欺辱。zhoujianren1921年9 月离京时，芳子已怀孕。1922年2月芳子生下儿子丰三。1923年4月30日至5月14日，zhoujianren返京探亲，和芳子相聚半月。1924年7月zhoujianren又返京探亲。zhoujianren还多次提出希望芳子和他一起去上海生活。由此可以判断，zhoujianren离开八道湾时，夫妇的感情还是比较好的。

附：求职信其实是周作人写给胡适的，当时周作人在西山养病，胡适复信是鲁迅带往山上的。《周作人年谱》和《胡适书信集》均有记录，1921年8月18日，胡适致信周作人，“启明兄：你近来怎样了？我希望你已完全恢复你的健康了。你的兄弟建人的事，商务已答应请他来帮忙，但月薪只有六十元，不太少否？如他愿就此来，请他即来。来时可到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寻高梦旦先生或钱经宇先生。” 8月30日又去信，“启明兄：今日得你十五日的信（此信半个月始到），谈起令弟的事。这事我十几日前已有信给你，托孙伏园转交，不知此信曾寄到否？信中大意是请令弟即来，月薪六十元，来时可先见《东方》主任钱君及编译所长高梦旦。此事之成，以钱君之力为多。……千万回我一信。适”。

对于这一事实，zhoujianren和周海婴叔侄二人，或抹煞，或混淆。

说来也巧，自从鲁迅买了八道湾，他们兄弟俩就再没正常领到过工资。

1921年，周作人大病，前后历时半年多，为了凑钱治病，鲁迅变卖了自己的部分藏书。

1922年，工资拖欠愈演愈烈，长达半年都领不到薪水，鲁迅日记中频繁出现借钱甚至借高利贷的记录。鲁迅这一年创作了小说《端午节》，“……向不相干的亲戚朋友去借钱，实在是一件烦难事。我午后硬着头皮去寻金永生，谈了一会，他先恭维我不去索薪，不肯亲领，非常之清高，一个人正应该这样做；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里塞了一大把盐似的，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迫都打起皱来，说房租怎样的收不起，买卖怎样的赔本，在同事面前亲身领款，也不算什么的，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这番传神描写，想必鲁迅是有切身感受的。

这样的经济状况，信子花钱依然没有节制和计划，鲁迅和她产生矛盾几乎是必然的。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周作人），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

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附：关于《端午节》中“亲领”，即索薪大会的代表领到了工资支票后暂扣不发，未参加索薪的人要找代表亲领。而正常情况下，官俸应是由会计科送给本人的。鲁迅1922年底才参加索薪团的，写作《端午节》时可能还不是索薪团成员，故而会有“亲领”一说。

zhoujianren在《鲁迅与周作人》中说，“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散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

而从鲁迅和信子对待管家的不同态度，也可让我们对两人矛盾管窥一二。

管家齐坤是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长班的儿子，鲁迅给他取个绰号“公子”，平日给他们烧茶、叫饭菜，用得熟了，搬进八道湾时便把他带来，用做周家的总管。

此人的品性略举一列即可了然。早在1917年，周作人正准备来北京，突然同时收到一封平信，内附汇票90元，一封挂号信，内附一张《群强报》，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仔细琢磨，才恍然大悟：鲁迅差“公子”寄汇票，本应寄挂号信，“公子”却寄了平信，事后又将报纸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就可以交差。

“公子”善于见风使舵，因为信子主管家庭财政，他便常对信子说些奉承话，处处讨信子的欢心，逐渐得到了信子的信任。

周海婴说，“……男管家齐坤，他采购家庭日用品，往往报虚账，连买双周作人穿的布鞋都加了不少码，从中‘揩油’。”家中经济本就入不敷出，再有“公子”这么雪上加霜，鲁迅自然吃不消。“日长时久此事泄露出来了，要向周作人讨个主意是否该辞退他。周作人沉思了一会儿，竟答复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

据说（以下内容出自马嘶的《学人往事》，真实性尚待考证），齐坤的家就住在隔壁，只有一墙之隔。齐坤便常把这边厨房里的一些吃食物品，从墙头上递过去，他老婆在那边接着。一次，他偷递东西时正被鲁迅撞见。鲁迅不止一次看见齐坤干这等事，忍无可忍，便向内当家二太太讲了这个情况。谁知信子当即把齐坤传了来，狠狠地骂道，“你怎么瞎了眼，单单给人家看见!”当时的鲁迅情何以堪。

另：节日将近，天涯搞征文活动，我应景写了一篇拙文。在本帖的读者中，我相信能读懂这个小故事的一定大有人在，但不知你是否赞同我的观点？

古时候的一个偏僻县城，城中的首富盘剥乡亲，苛待下人，名声不大好。

首富有个年轻妻子，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暗暗喜欢一个在家中做长工的少年。少年无父无母，无依无靠，却很有志向。沉重的劳作之余，他把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都用来读书了。首富隐隐感到妻子对少年的好感，对少年愈发苛刻了。

突然有一天，山上的土匪包围了县城。沦陷之前，有头有脸、有钱有势的人们都带着家眷和财物逃走了。首富也仓皇出逃，匆忙间未能带上妻子。事实上，妻子是故意留下来的，她看见丈夫准备逃走，便悄悄藏到了后花园里。

于是，土匪首领接管了首富的家产，也接管了他的女人。匪首很残暴，对待下人更是冷酷，长工们承担了更多的工作，食物却越来越少，还经常被打得奄奄一息。活下来的长工，只有不到一半了，少年是其中一个，书早已没得读了，他咬着牙，在痛苦中坚持着。女人偷偷找机会靠近少年，给他食物、水和创伤药，少年很感激。

又过了几年，首富带着大批官兵杀了回来，土匪被全部歼灭。首富和家族长老坐堂审问女人，女人辩解当初留下是为了保护首富的家产和家中上百口人。因为理由不能服众，按照首富的家法，女人被判了淫乱罪，投到家中的地牢中。

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女人骨子里就是荡妇，做下此事是性格使然；有人说女人早年曾在山上庙里吃斋两年，定是那时就与匪首结下孽缘；但也有人说，女人视名节为敝屣，她留下来悄悄帮了不少人。

少年离开首富家，前往京城赶考，考中了进士。他的年轻英俊，满腹经纶，获得了礼部侍郎的赏识，于是侍郎把女儿嫁给了他。少年带着如花美眷，回到了故乡，就任当地知县。

新知县上任第一件事，是寻了个罪名，把首富发配边疆，家产全部充公。首富临行前，把女人从地牢中放了出来。

经年未见阳光的女人，重新走在了大街上，蓬头垢面。但依然有人认出了她，“婊子！”“破鞋！”，骂她的声音越来越大，她很恐惧，跑了起来，一直跑到四处无人的坟堆里。

后来她找到一个茅草屋栖身，白天有时会出去讨饭。一出来总有人骂，小孩子也撵着她骂，她泰然自若，面无表情。

一天，她照例蹲在路边讨饭，看到远处来了一支队伍，很多人围过去看，她也凑过去。新知县带着家眷一路走过来，举手向两边的人群示意，人们沸腾了，“多好的大人啊！”“咱们有福了，赶上这样的好官！”“夫妻俩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太令人羡慕了！”

女人的面容僵硬了，嘴巴微微抽搐，她下意识地向前迈了几步，似乎想和大人说话。知县太太注意到了她，捅了一下丈夫，朝女人站立的方向努了一下嘴，“那女人是谁？”

知县大人的眼睛在女人的脸上停留了几秒钟，身子略微一震，旋即恢复了平静。

“一个淫妇而已”，他缓缓答道。　

就这样，鲁迅与信子的矛盾日积月累，但鲁迅还是努力维护着大家庭表面上的平静。

终于在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量变转为质变。当天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寥寥数字表明，鲁迅动怒了，从此单独吃饭，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不难推测鲁迅和信子间积蓄已久的矛盾爆发了。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现场见证人。鲁迅本来是和母亲、朱安一起吃饭的，1920年秋，zhoujianren原来在绍兴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投考，zhoujianren征得信子的同意，让许住进了周宅。zhoujianren安排许羡苏和母亲、朱安一起吃饭，鲁迅就和周作人、zhoujianren两家一同用餐了，许离开周宅后，也一直延续了这个用餐习惯。1921年，zhoujianren离京去上海。也就是说，除了孩子们，当时和鲁迅同桌吃饭的只有周作人、信子和芳子。这也是鲁迅母亲搞不清两兄弟为何闹翻的原因，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转述了鲁迅母亲曾对邻居说过的一段话，“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都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现在，我们暂时把视线投到周作人身上，看看他是如何的态度。

俞芳在《谈周作人》一文中说，鲁老太太认为，“老二待信子很好，这是好事，但看上去老二对她有点过分牵就了。这种情况，在绍兴时就存在，但不太明显，而且信子是日本女人，新嫁到人生地疏的绍兴，老二又不常在家，他让她几分，也是应该的。况且她有病。谁知信子到了北京，做了当家人，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弄得全家不得安宁。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有点怕她似的，这是老二性格软弱的缘故。”

许广平回忆，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可以看出，周作人疏离家事，对兄长和妻子的矛盾是不介入的。这一点，从周作人7月16日的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译武者小说，至晚了。”

我的观点是，鲁迅拒绝和周作人、芳子两家继续在同桌吃饭，除了和信子矛盾公开化之外，也是在向周作人表明一种姿态，希望周作人承担应有的家庭责任，出面约束或管教信子。

后来的事是我们知道的了，17日周作人获知一件“过去的事”，大为震惊。经过一夜思考，18日他写下了那封绝交信。19日上午他把信交给鲁迅，掉头便走，兄弟俩自此没有沟通。

当时亲历此事的，除了重久和芳子，还有章川岛、张凤举、徐耀辰，唯一留有文字材料的是章川岛。当时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1975年应鲁迅博物馆邀请的谈话记录中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但是张凤举和徐耀辰私下曾经与人谈论此事。郁达夫《回忆鲁迅》中说，“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知情者的指向基本一致，这桩“过去的事”是涉及鲁迅与信子的男女之事。这一点似乎可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得到印证，“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前面曾经介绍，信子终生信佛，而且日本人幼年时会受到知恩必报的教育。鲁迅每月给东京羽太家寄钱，这对普通日本家庭来说，已经不是一般的恩惠了。信子何至于如此对待鲁迅呢？

不知道。

我看见网友准备从电脑里爬出来掐我脖子了。

这是历史迷案，知情人都死了，永远不会有真相了。

为避免挨打，就拿我幼稚的猜测来应付交差吧。

仔细阅读关于介绍信子的材料，会发现信子有一个“雷区”。一旦触及这个“雷区”，信子平时温良的形象，立刻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巨变，言辞激烈，犹如泼妇，判若两人。这个“雷区”就是“男人变心”。

信子晚年，和周作人吵闹不断，从周作人日记中可看到他十分痛苦。1960年5月25日，“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7月12日，“终日不快。”7月26 日，“下午又复不快，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四时后仍如谵如呓，不可理喻。”7月29日，“……但苦不能耳根清静，得以自迁，待死耳。”1961年4月3 日，“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

这样长期的的争闹，使双方都疲惫不堪，究竟是为什么呢？信子去世半年后，周作人在1963年1月 20日的日记背面有如下说明，“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耳。”

原来信子晚年和周作人长达十年的争闹，是由于怀疑周作人1934年东游日本时有外遇，怀疑根据就是周氏兄弟皆多妻（鲁迅于朱安夫人之外有许广平，zhoujianren于芳子之外有王蕴如）。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觉得信子的逻辑荒唐可笑，匪夷所思。

如果我们将自己替换为信子，每天都要看着悲惨的妹妹芳子，或许就不那么难理解信子的偏激了。

1937年春节，鲁迅母亲八十岁，zhoujianren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与zhoujianren、王蕴如大吵一场。芳子的孩子们是站在母亲这边的。经过这场大吵，zhoujianren就不再向八道湾寄钱。

以后双方又书信争执，宋琳1937年2月25日给许广平信中说，“三师母（芳子）及丰二颇有不直三先生之意”“丰二函三先生有所要挟，或以马理回平责丰二过分，谓三先生将答报不认他为子”“三先生来信责备丰二&rd /> --> ��赶去时，他已气绝身死。”有人说，这是因为丰三在辅仁大学附中的同学，为了保全周作人一生清白，前去行刺周作人，不料反而促使周作人落水，因而思想上很苦闷，遂自杀。倪墨炎君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中否定了此说。丰三的自杀很可能是家庭纠纷造成的。丰三当时只有十九岁，父亲与母亲脱离关系，又声明不承认儿子，这对他无疑是重大的打击。

周作人1962年11月28日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

那么，这桩令信子姐妹俩切齿之恨、切肤之痛的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或者说，姐妹俩是何时发现zhoujianren不忠的呢？

附：对于男人移情别恋的事，信子不仅高度关注，打探消息的能力亦十分高强。略举一例。后来鲁迅与许广平在南方同居，鲁迅努力不让外人知道，二人和许钦文去旅游，鲁迅还坚持和许钦文同住一间，让许广平另住一间。直至许广平怀孕，鲁迅才被迫回京向母亲禀告。在此之前，连和鲁迅通过几百封信的许羡苏都毫不知情。然而，朱安却提前知道了。在鲁迅回京之前，她告诉鲁迅母亲，她做了个梦，梦见鲁迅带了个小男孩回来了，心里很难受。鲁迅母亲责备她不懂事。给朱安通风报信的人，正是信子。

zhoujianren和王蕴如的第一个孩子周晔出生于1926年，可以推算，两人开始同居的时间是在1925年或者更早。

鲁迅1926年9月14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但其人在绍兴，据云有时到上海来。他自己说并不负债，然而我看他所住的情形，实在太苦了。前天收到八月份的薪水，已汇给他二百元，或者可以略作补助。听说他又常喝白干，我以为很不好，此后想勒令喝蒲桃酒，每月给与酒钱十元，这样，则三天可以喝一瓶了，而且是每瓶一元的。”信中所说的“其人”，即王蕴如。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即指鲁迅有许广平，zhoujianren有王蕴如。

无法知道鲁迅是什么时间听到的流言，这种流言想必信子姐妹也听说了，而且有理由相信，信子姐妹俩是最早知道的人。不仅因为信子在这方面打听消息的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zhoujianren在上海的工作是周作人介绍的，zhoujianren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异动，他的上司或同事想必会第一时间告知周作人。

附：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18课《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就是周晔写的。

持中地说，对于zhoujianren的出轨，信子是负有责任的。

在信子的劝说下，芳子始终未去上海与zhoujianren团聚，而分居是划伤任何婚姻的利器。

周海婴书中说，“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们去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永远做她的贴身使女。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的话，决计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地劝说，她也不从。从1921年到1925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就这样拖了整整5年。”

俞芳的文章中也写到这么一段话，“三先生曾多次写信给芳子，有次甚至回北京亲自去说服芳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舍不得离开姐姐和亲属，舍不得八道湾富裕的生活，坚决不去上海。对此太师母（鲁迅母亲）很有看法，曾不止一次地说：女人出了嫁，理应和丈夫一起过日子，那有像三太太那样，不跟丈夫却跟着姐姐住在一起的道理？”

但是，外因都是次要的，zhoujianren本人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

周海婴1924年回过一次八道湾，此后一隔13年，未曾回来探望妻儿。再回来，已是1936和1937年之交了，一方面是为母亲祝寿，另一方面，周海婴书中说，“婶婶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机公开宣布他们俩的事实婚姻成立，叔叔与羽太芳子婚姻的结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这种说法实难服众。

前文介绍，zhoujianren和王蕴如同居前，曾两次回京探亲，一次是1923年5月，俞芳文中说zhoujianren亲自回京劝说芳子应当就是这次，另一次是1924年7月，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来，似可视为告别。我认为，这两年，尤其是1923年，是zhoujianren情感转变的重要时期，而到了1925年一切已成定局。

那么，1923年7月14日，如果姐妹俩听到关于zhoujianren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如何的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后附：事实上，信子阻止芳子去上海的原因并非如周海婴所说，而是和当时的现实条件密不可分的。

芳子嫁给zhoujianren时年仅15岁，及至1921年zhoujianren离京去沪，也才22岁，当时怀有身孕，还带着4岁的马理和2岁的丰二。这种情况下，信子怎么可能让妹妹走呢？

即便是1923年，zhoujianren催促芳子去沪时，条件也不乐观。1922年芳子生下丰三，此时还是一岁婴儿。这样的情形，我想大多数中国家庭都会做出和信子姐妹一样的选择。

设想1923年7月14日那天的情形吧。

鲁迅象往日一样，来到后院，准备和周作人、信子、芳子还有孩子们一起吃饭。

一见面，信子就迫不及待地把消息告诉了鲁迅，鲁迅是当家人，只有鲁迅能利用长兄如父的权威，及时制止zhoujianren的不忠继续发展。

但鲁迅根本不相信传言，从他1926年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看出，直到王蕴如的孩子出生，他才终于确信。

信子试图说服鲁迅，但显然不奏效，于是言辞逐渐激烈起来，鲁迅一怒之下，回到自己的房间，并告诉佣人，给他房间备副碗筷，他今后单独吃饭。

15日和16日，从周作人的日记可以看出，他还在正常地写作、译书，这符合他一贯的行为方式。

17日，鲁迅已经两天没来后院吃饭了，此时母亲和朱安还不知情，如果继续下去，母亲势必会问起。周作人意识到自己必须出面调解了，于是找信子谈话。其实，周作人以前也试图管过信子，但信子一装死，他就没辙了，所以索性不管。

但这次不同寻常，以前都是夫妻俩内部矛盾，这一次却牵扯到周作人的兄弟和信子的妹妹，可以说是事关两个家族的大事。信子对待谈话的态度是严肃的，并没象平日一样拿装死来威胁丈夫。

很多人周作人认为是个怕老婆的人，只能说他们还不了解周作人。周作人被誉为中国女权第一人，如果稍读些他的传记，会发现他是个很讲道理的人，或者说是个“帮理不帮亲”的人（后面还会讲到）。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和信子的谈话中，周作人的态度是站在鲁迅一边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信子后面诬告鲁迅的事。 而且，如果周作人是站在信子一边的，那么根本就不会有这场谈话，两个立场一致的人还需要沟通什么呢？

周作人的态度激怒了信子，和鲁迅往日的积怨此刻喷然爆发，她需要予以有力的、致胜的反击，于是“过去的事”脱口而出。

可以想象，当周作人听到妻子激动的控诉有多么震惊，他随之陷入矛盾和痛苦的深渊。

第二天，自感受到莫大欺骗和侮辱的周作人，决定不给兄长辩解的机会，于是写下了那张著名的字条。1964年，79岁的周作人在评价《五四文坛点滴》时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后来，鲁迅迅速搬出八道湾，是典型的鲁迅行为方式。

那么，周作人后来到底知不知道信子诬告鲁迅的事呢？

前面已介绍，婚姻最后十年，周作人和信子的关系糟糕，争吵不断，尤其最后两年更甚。

周作人在1961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这里的“破釜沉舟”颇耐人寻味。

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周作人没有去医院，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4月7日，女儿与媳妇轮流去医院看顾，周作人仍未去。

4月8日，“下午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周作人这才前往医院。当晚，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不幸于4月8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欤。”当夜，“睡不甚安”。

1963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记里，“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或许，周作人最终还是原谅了信子吧。

收到周作人的字条，鲁迅起初颇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没多久他就想明白了。“宴之敖者”，是鲁迅后来的小说《铸剑》中的人名，也是他在《俟堂专文杂记》中曾用过的笔名。许广平《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宴从家（指最上面的部首），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夫妇决裂后，依然和芳子、重久保持比较密切的来往。

1923年8月13日，鲁迅搬离八道湾几天后，日记就记下，“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芳子）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芳子需要用钱，写信向鲁迅借，后来归还。

芳子患病住医院，鲁迅多次前去探望。1924年5月芳子生病住进山本医院，鲁迅去医院看她，并留下十元钱。芳子常给鲁迅写信问候，有时还带孩子去拜望鲁迅。鲁迅始终很爱护芳子的孩子，鲁迅1924年6月21日记，“至滨来香食冰酪并买蒲陶干，又购饼六枚持至山本医院赠孩子食之。”7月7日又记，“午往山本医院，以黄油饼十枚赠小土步。” 小土步即丰二。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记，“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1936年鲁迅逝世前后，马理一直住在鲁迅上海的家里。

1925年10月7日，羽太重久给鲁迅信，“上月蒙兄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义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以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羽太家人始终信赖鲁迅，亦证明了鲁迅之坦荡如砥

鲁迅搬离八道湾后，用zhoujianren的话说，他“从没有责备过周作人”。

zhoujianren的《鲁迅和周作人》中说，“他的小说《弟兄》，是在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之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鸨在原’的意思。鹊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详细记录了当年那场大病的事，述及鲁迅为自己奔忙，兄弟之情拳拳。

zhoujianren文中写道，“鲁迅对周作人爱护关怀备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沉，这恐怕还因为鲁迅极爱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作声了。”

“……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素来勇猛的鲁迅对此也有些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了。虽然他经常在考虑这问题，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1934年春，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引起文坛的群起唱和，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各方面批评很多，他被进步青年们骂为“僵尸”、“自甘凉血”。

鲁迅对此持论却是既公且深，他在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信中又说，“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慷，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再三引用了鲁迅这些话。

据说，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天，还在读周作人的书。

也据说，周作人去世前看的书，是鲁迅的。

既然这一节是写兄弟失和，就索性写全了，把周作人、zhoujianren失和之事也写上一笔。

1936年底，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鲁迅母亲迎来了八十岁生日。一别十几年后，zhoujianren回京为母亲拜寿，第一次把王蕴如带了回来。周海婴书中说，“他俩出发才几天就匆匆返沪，显得非常气愤。母亲告诉我，叔叔、婶婶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条祖母那里，寿席却设在八道湾。这样婶婶未去赴席。谁知当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长子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来，手持一把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生身父亲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凶器，平息这场‘血案’。幸亏婶婶当时不在场，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但周丰二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打电话到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要他们派员来扣留叔叔，给以‘法办’。……叔叔婶婶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别祖母，提早返沪。……这件事给叔叔心灵留下的创伤是终生难忘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他还心有余悸地对婶婶说：‘一旦我不在了，或许他（丰二）还会来杀你的。’也就从这个事件之后，叔叔才下决心不再给八道湾寄钱。”

就在zhoujianren同芳子及其子女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周作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从此，兄弟二人分道扬镳。

周海婴文中说，“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建人叔叔‘重婚’。为什么说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为羽太芳子的状子，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文笔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几位知堂（周作人）的老友，更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为之叹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认仅‘改了几个字’）。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丰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气势汹汹，摆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势。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之外，他认定稳操胜算的这场官司，竟然以败诉而告终。不必讳言，官司开始时对建人叔叔颇为不利。状子写得滴水不漏，‘情、理’俱全：zhoujianren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结婚生女。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显得势弱理亏。待开庭后，法庭发现了许多疑点，感到这个案件不单纯是个‘重婚’ 问题，需要进一步取证。因此，在休庭之后，法院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又向妇联咨询，取得许多人证和书面证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最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

我认真看了周海婴说的这份判决书，感到无话可说。还能说什么呢？中国法律之收放自如，向来不让人失望。

周海婴说，“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这有事实为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一人一边，用双手紧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近期看到一部电视剧，有一场戏表现他们兄弟俩在一个礼堂门口相遇，互相交谈，似乎不存介蒂。我不知道该剧的根据是什么？”

周海婴所不知道的电视剧根据，出自zhoujianren的《鲁迅与周作人》中的一段记述，“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附1：zhoujianren是三兄弟中官做得最高的，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zhonggong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

附2：周氏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一旦决定了就非常决绝，zhoujianren之于芳子、芳子的孩子们和周作人，周作人之于鲁迅，鲁迅之于朱安。与表面看上去的不同，zhoujianren的心最硬，鲁迅的心最软。

附3：因为周作人夫妇始终不承认许广平和周海婴，周海婴便自觉地和zhoujianren站在了一边，后来还专门写了《鲁迅和zhoujianren事实重婚了吗？》。周海婴没意识到，不断在同一语境下讨论父亲和叔叔的婚姻问题，其实是对自己父亲的一种侮辱。

梁实秋到科罗拉多泉大学两个多月后，给《清华周刊》的写了一篇文章，“珂泉风景绝佳，附近有世界驰名之徘客峰，俨如清华左近之西山，而壮丽过之。学校建筑也极宏伟。此地气候为全美冠，各处来此养病者不可胜数。学校甚小，只有学生五百余人，而声誉颇佳。教授有与哈佛交换者，关于商业管理一科，设备最善；各种学位，哈佛等著名大学类皆承认。”“珂泉民风敦厚质朴，对待中国学生备极欢迎。居民类皆和蔼可亲，虽不相识而道旁巷口常举手为礼。据从东部移来同学谓此乃鲜有之事。学校及住家区域离城市颇远，故无尘嚣之乱耳，对于‘旷夫’最为适宜。国庆日同人等举行聚餐典礼，虽无牌楼火把之盛而一块面包，一杯咖啡，亦足以畅叙乡情。嗣后本会定于每月举行俱乐会一次，以资联络。每月当与诸君通讯一次作为笔谈。”

他给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绘画艺术的闻一多寄了封信，内附12张当地的自然风光名信片，在其中的一张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没想到，几天后，闻一多竟离开芝加哥大学，来到了科泉，令梁实秋大吃一惊。

之后，两个亲密的朋友重新开始了同窗生涯。

一次，梁实秋、闻一多收到了一份学生自办的报纸，报上刊登了一个美国学生写的一首诗，题目叫TheSpbinx。大意是说“中国人的面孔活象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部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一些什么事。”寄报纸给他们的那个学生，要梁实秋他们回答到底每天“在想些什么？”

二人商议后，各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梁实秋的诗题为《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闻一多的诗题为《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发表在1924年3月28日的科罗拉多大学校刊上。诗中“历数我们中国足以睥睨一世的历代宝藏，我们祖宗的丰功伟绩。”结果两个人成了校园新闻人物，“不能不使美国小子们叹服”、“全校师生以后都对我们另眼看待了。”

事后，梁实秋得意之余，也感到悲哀，“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足以傲人呢”？

一年后，梁实秋结束了在科罗拉多大学的学习，不想毕业时却遇到了难堪。

科泉大学有个传统，毕业典礼时，毕业生一男一女排成纵队上台领取毕业文凭。美国的女学生没有一个愿意和中国学生成双作对的排在一起，学校煞费苦心，大力调停，但依然不奏效。幸好那年在科泉大学的中国毕业生恰好是六个，最后达成协议，让六个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端完事”。若是碰上单数，那局面必定要更加尴尬了。梁实秋深感“不好受”，体会到“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

1924年暑假从科泉毕业后，梁实秋转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闻一多则去纽约继续绘画艺术事业。二人结伴东行，中途在芝加哥下车停留，参加了“大江会”的发起仪式。

原来，科泉的梁实秋、闻一多，威斯康辛的罗隆基、何浩若，明尼苏塔的吴景超、时昭瀛等，接触频繁，鱼雁往还，偶尔聚会，讨论世界和国家大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梁实秋为发起人之一。

这是芝加哥大学附近DrexeStreet街上的一个小旅馆，“房子很陈旧，设备很简陋，规模很狭小”，但青年学生们连日连夜的讨论，颇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思。

他们很快在原则问题上取得了统一。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 1ism）。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

但在团体定名的问题上却大伤脑筋，“你一言我一语喧嚷了好几天，”最后才勉强定为“大江会”，梁实秋说“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

最后一项议程是最隆重、最神圣、最富于刺激的，即“成立典礼”。梁实秋从国内带来的那一面一丈开外的五色国旗，“悬在正中央，壮观无比”，全体成员举起拳头，齐声念道，“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从此，“国家主义”成为“大江会”活动的根本原则。梁实秋说，大江会“不是政党，更不是革命党，亦不是利害结合的帮会集团，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但很快，大江会的成员增加到“三五十人”，对一个海外学生团体来说，应该说是个可观的数字。

那一年，恰逢英国哲学家罗素到美国讲学，道经威斯康辛。罗素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泯除国界的世界大同主义，是当年青年学生的偶像。梁实秋特邀了好友专程去拜访他，他们如朝圣者般，请他指点迷津。

罗素不摆大学者架子，以平等态度接待了这批年轻人。经梁实秋他们再三陈述自己的观点后，罗素“沉吟一阵，终于承认在中国的现况之下只能有推行国家主义之一途，否则无以自存。”梁实秋说，他的“论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们就是宣过誓的国家主义者了。”

来到哈佛后，梁实秋和顾一樵先是租了奥斯丁园5号。不久，时昭涵、徐宗涑等搬来同住，与鲁迅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合租“伍舍”一样，几个人集体租下汉考克街159号公寓，“轮流负责炊事，或担任采购，或在灶前掌勺，或专管洗碗洗盘，吵吵闹闹，颇不寂寞”，这所公寓很快成为“剑桥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常在我们这里下榻，帆布床随时供应”，“中国学生在外国喜欢麇居在一起，一部分是由于生活习惯的关系，一部分是因为和优越感的白种人攀交，通常不是容易事，也不是愉快事。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强烈的团体精神，实在是形势使然。”

梁实秋回忆，“有一天我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的冒泡，潘光旦带着另外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死乞白赖的要讨一顿面吃，我慨然应允，我在小碗炸酱里加进四勺盐，吃得大家拧眉皱眼。饭后拼命喝水”。

附：潘光旦后来也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他一条腿有残疾，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塑造的“文化山”上那位跛腿优生学家，影射的就是他。

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的第二年春天，学生会主席沈宗濂倡议，“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顾一樵负责编剧，把南戏剧本《琵琶记》，改编成语体话剧，梁实秋把剧本翻译成英文，并出演男主角蔡伯喈。女主角赵五娘由谢文秋扮演，谢冰心饰演丞相之女。

预演时，特邀波士顿音乐学院教授前来指导，当戏末蔡中郎和赵五娘团圆时，教授指挥梁实秋，“走过去，和她亲吻，和她亲吻！”梁实秋窘在那里，向导演解释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预演完毕，教授把梁实秋拉到一个角落里说，“你下次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据我看你不适于演悲剧。”

正式上演那天，麻省理工学院的丁绪宝找到梁实秋他们，“你们今晚要演出《琵琶记》，你们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么？蔡伯啃家有贤妻，而负义糟糠，停妻再娶，是一位道地的多妻主义者。你们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岂不要遭外人耻笑，误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多妻主义者？此事有关国家名誉，我不能坐视，特来警告，赶快罢手，否则我今晚不能不有适当手段对付你们。”梁实秋忙解释说自己也是“国家主义者”，“爱国心决不后人”，费了许多口舌，毫无成效。丁绪宝临走说，“我们走着瞧！晚上见！”

演出终于按计划开始了，许多美国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前来观看，观众千人以上，“台上的人没有忘掉戏词，也没有添加戏词，台下的人也没有开闸，也没有往台上抛掷鸡蛋和番茄。最后幕落，掌声雷动，几乎把屋顶震塌下来。”

演出结束后，丁绪宝跑了过来，主动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你们演得真好，没有伤害国家的名誉，是我误会了，我道歉！”

翌日，当地的《基督教箴言报》专门报道了这一盛事，还刊出了男主角梁实秋的照片。

中国学生对演出取得巨大成功都很兴奋，梁实秋却很清醒，“要知道外国人看中国人演戏，不管是谁来演，不管演的是什么，他们大部都只是由于好奇。剧本如何，剧情如何，演技如何，舞台艺术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红红绿绿的服装，几根朱红色的大圆柱，正冠捻须甩袖迈步等等奇怪的姿态。”

因女主角谢文秋后来与一位姓朱的同学订了婚，谢冰心写诗调侃梁实秋，“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从此，“秋郎”便成为梁实秋最喜欢使用的笔名之一。

演出《琵琶记》的同年，“大江会”准备与另一学生团体“大神洲”进行联合。

“大神洲”是继大江会之后成立的又一组织，提出的口号同样是基于爱国思想的国家主义。两个团体主旨相近，且成员都是清华留美学生，故而有联合的动议，但进行得并不顺利。1925年3月份闻一多写给梁实秋信中说，“与大神洲合并恐不能成事实。因彼等政策太消极，且至如今国家主义的定义还未决定。不过同他们合作总是有益无损的。”

算下来，“大江会”主要成绩的要属发行《大江》季刊了，梁实秋是刊物主编。

在创刊号上，他精心撰写了发刊词，比起最初集会时讨论的三条准则，对“国家主义”内涵的阐释更加详细。“我们是一个绝对信仰国家主义的一个结合，发行本刊的主旨即在图谋国家主义在我国之宣传与实施。”那么，究竟该怎样来定义国家主义呢？国家主义“乃中国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国人民谋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国人民谋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我们所最要提倡的一件事，便是气节。我们所谓的气节是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那种精神。”

《大江》季刊在国内发行后，这篇发刊词“大有影响”。“友人亲见北大校役抄写，问之则曰‘好极！好极！’又有人粘贴壁间奉为科桌者。民国大学学生课艺中竟有全段剽袭者。”

1926年之后，随着大江会成员陆续回国，活动中心也由国外转移到了国内。之前的活动主要是文字层面的宣传，而现在则要求他们必须亲身参与社会现实了，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初出茅庐的书生们显然经验不足，转移国内之日也就是大江会由盛转衰最终消亡之时。

回国之初，大江会选择了与反共反苏的醒狮社联合，但成员们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左右支绌、十分窘迫。闻一多回国后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团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醒狮杜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

一个多月后，闻一多又写信给梁实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涵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夜深，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商万众皆暗。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斫鼻端而已。此亦趣闻，不能不与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

几个月后，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了，但亦无能力挽大厦将倾于不倒。没有用多久，他们都看清了政治斗争的真实面目，逐渐放弃了从事社会政治实践的打算。

附1：国民党执政时期，建立了国家主义权威体制，具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特征。

附2：醒狮社的主要成员是李璜、左舜生等。李璜是青年党党魁，标榜国家主义，曾对国民党进行抨击，但最终又与国民党走到了一起。正在上演的《建国大业》中，李璜由刘仪伟饰演。

附3：周氏兄弟是反对国家主义的。王富仁曾指出鲁迅的《自题小像》、《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等体现出了一种国家主义思想，但有证据表明，起码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思想。

周作人1918年发表《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在我们看来，在日本思想评论界里，人道主义的倾向在日益抬头。我认为这是最值得庆贺的事。虽然现在是极少数，并且被那些多数的国家主义者所妨碍，尚处在不得发展的状态，但是将来是大有希望的。”周作人意识到了人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鲁迅看了该文后，“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深感该剧本“很可以医许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鲁迅自1919年8月2日开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该剧将战争之根源归结为国家、国家主义，“从国家主义生出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与国家主义相对立的是“人类的意志”。如何消灭战争？剧本认为“就是我们不用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因为“从蔑视人类的意志的地方，起了战争的”。鲁迅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前面说了梁实秋留学期间的课余生活，下面转入正题，看看他在学业上又有哪些收获吧。

梁实秋在哈佛主要学习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所选功课中，他最感兴趣的是白璧德主讲的“英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一年的学习，奠定了梁实秋的思想基础，“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 “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自此，梁实秋基本确立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白璧德对于梁实秋的影响实在太重要了，所以很有必要谈一下这个“无论在他所处的哈佛以及在他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孤独者”的学者教授。

欧文.白璧德是一位不懂汉字的汉学家，他的父亲生长于中国浙江宁波，这使他较之一般外国学者对中国有更多的感性认识。梁实秋说，“他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他的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他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当时从学于白璧德的中国学生，除了梁实秋外，还有吴宓、梅光迪和汤用彤等，他们把新人文主义与东方的儒学进行比较、融通，建立了后来的“学衡派”，当五四灭旧风气盛行，此学派多受诟病。吴宓在给白璧德的信中曾说，“只有一些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自愿接受您的教导和指引。”

创办比较文学系的白璧德也是一个评论家，他认为，西方对人性的认识从人性恶到人性善发生转折就是从卢梭始，西方近几百年走错了路，就是盲目信从卢梭的结果。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强调的是克制、平衡、选择，他特别提倡人类的负责精神，认为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故而在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这些看法与卢梭等人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相冲突，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据说白壁德不管批评什么思想，最后总是记到卢梭的账上，似乎卢梭就是万恶之源，为此美国报纸曾专门刊登过一幅漫画，画面上是自壁德匍匐在地，揭开床单朝床底下惊恐地窥探，看是否卢梭藏在下面。

八十年代，梁实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把白璧德著《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列为自己受影响最大的八部书之一。梁实秋说，“自从听过白璧德的演讲，对于整个的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象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

然而，梁实秋自觉皈依白璧德门下，在我看来，乃是自有风骨，再借用泊来之外衣，不完全因为被白璧德的思想主张所感化，而是契合了他的家庭教养、个性气质和自身经历，并不是他自己所说的“背道而驰”。因为，梁实秋就是白璧德理想中的社会人，生活上衣食无忧，家庭生活波澜不惊，天然地向往秩序和理性，对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怀着与生俱来的警惕，遇到白璧德后，长久以来的潜意识被激发出来，并得到具化和提升，逐渐形成了 “克己内敛”的人生观和“新古典主义”的文艺观。

在人生观上，梁实秋很欣赏白璧德提倡的理性人生，“他重视的不是elamrital（创造力）而是elanfrein（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壁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

在文艺观上，梁实秋与白壁德一样反对浪漫主义，也是狂热的卢梭反对者。一讲到卢梭，梁实秋便立即刻薄起来，“一个最无行的文人说过：‘我不一定比别人好，但是我和别人不同’（出自卢梭《忏悔录》）。简单说，这就是立异。处心积虑的要和别人不同，只有倒行逆施的一个方法：别人用两腿行走，我用两手来爬；别人要美德，我要的是缺德；别人的头发一月剪一次，我三年也不剪一次；别人终身娶一次，我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娶一个；别人生了孩子，自己养育，我生了孩子送进孤儿院去；别人做事有所忌惮，我做事无法无天。”后来回到中国后，郁达夫取代了卢梭，成为梁实秋批判浪漫主义的标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后面还会专门再讲。

和周作人割席反目仅十余天，即1923年8月2日，鲁迅搬出了八道湾，带着朱安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于是有了可以考证的鲁迅和朱安之间唯一一次的正式谈话。

俞芳回忆，“大先生要搬离八道湾前，曾向她说：自己决定搬到砖塔胡同暂住，并问大师母的打算，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又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大师母接着对我说：我想了一想回答他：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鲁迅8月2日的日记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吃流质食物。鲁迅卧病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

两人虽仍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一定十分珍惜这段时光，她曾说过，“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上帝总是这么残忍，就在朱安度过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自以为将要看到光明的时候，致命的威胁悄然出现了。

附：这段租房生活是鲁迅和朱安仅有的二人独处时光，持续十个月左右，直至1924年5月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老太太搬来同住。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即北京的鲁迅故居。

1923年10月13日，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就在这里遇到了许广平。

回忆第一次见鲁迅的情景，许广平说，“当鲁迅先生来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声名，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地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接受了这一批青年热诚的先生，终于重又执掌教务。”

许广平身材高大，却总是坐在第一排。尽管如此，鲁迅对这位广东姑娘并没有什么印象，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一年半。

1923年12月26日，鲁迅给女高师的学生们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引起学生们热烈讨论。从这篇演讲稿可以看出鲁迅对金钱的态度，现全录于后。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面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了，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一个很大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 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做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有别于传统的文人，鲁迅不仅不耻于谈“钱”，而且相当重视谋生，厚厚的一部《鲁迅日记》，除了略记亲朋酬酢及书信往来，基本上就都是书帐、钱帐。

这与他的少年经历不无关系。我们应该还记得，他和弟弟们去亲戚避难时曾被人称为“乞食者”。《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写给萧军的信里说，“……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

当许广平到广州工作，鲁迅告诉她，“我早已有点想到，亲戚本家，这回要认识你了，不但认识，还要要求帮忙，帮忙之后，还要大不满足，而且怨愤，因为他们以为你收入甚多，即使竭力地帮了，也等于不帮。将来如果偶需他们帮助时，便都退开，因为他们没有得过你的帮助；或者还要下石，这是对于先前吝啬的罚。这种情形，我都曾一一尝过了，现在你似乎也正在开始尝着这况味。这很使人苦恼，不平，但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就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儿穷忽儿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但这状态是永续不得的，经验若干时之后，便须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撇开，否则，即使将自己全部牺牲了，他们仍不满足，而且仍不能得救。”

附1：我个人认为，鲁迅和曹雪芹的身世颇有相似之处，皆出身望族，又突遭巨变。

周作人回忆，“和封建社会的其他名旺家族一样，凡是周氏家庭的成员，晚上出门时都要带上写有‘汝南周’三个大字的大灯笼。那灯笼有着淡黄的外壳。在夜里，‘汝南周’三个字格外的醒目。”

据鲁迅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闻名的周敦颐的爵位。

关于周氏家族，《周恩来传》也有明确记载，“周恩来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说起来很有趣，鲁迅大概也是出身在这个家族的。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还提起过这件事：‘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但到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一辈时，他们这一支就离开绍兴，迁到了淮安。”

1899年周福清给孙子作“恒训”，“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

尽管不复当年奢华排场，周家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光是一个百草园就占地两千平方。

周福清是覆盆桥周氏十二世孙，清同治年间中进士，成为翰林，作了江西金溪县知县，后又入京考取内阁中书。当鲁迅出生的消息传到北京祖父家，周福清正在接待内阁学士张之洞，于是便给长孙取名“阿张”，并由此得学名“樟寿”。

若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鲁迅可说出身名门，不仅出身中产的梁实秋比不过，就是大富之家的徐志摩恐怕也要相形失色。

附2：zhoujianren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

鲁迅坦言没有研究过经济，“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曾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但我认为，鲁迅其实是懂经济的，看他和李小峰打经济官司就知道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先来看看，生活在一个你反对的政权所统治的社会中，要怎样谋生呢？

鲁迅的态度是，原谅奴隶的求生，而痛恨奴才的苟活。

一个学生被国民党派往苏联、日本学军事，想改行，写信问鲁迅。鲁迅回信说：“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饭也。人不能不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但当这位学生后来充当国民党的掮客，写信给鲁迅说可以取消对他的通缉，鲁迅立即中断和他的通信，“不可与之言”了。

至于鲁迅自己，做过中学教员，校长，教育部官员，大学讲师，教授，最后几年经济条件较为宽裕便专职写作和翻译，一生靠出卖脑力谋生。

有清高的教授说他是“官僚”，拿的是“官俸”，钱不干净，有两个依据。

一是，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14年。

二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的制度，第一批聘请的人中有鲁迅。1927年12月18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鲁迅领了大学院49个月的薪水，直至1931年12月，蒋介石亲掌行政院兼理教育部部务，裁撤鲁迅。

我想说明一点，鲁迅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分得很清楚，比如作为教育部官员，政府“祭孔”他得去充“执事”，职务之外，他坚持批孔。

而对于清高教授的指责，鲁迅自己是这样反驳的，“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

封建社会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便在北洋政府或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这种情形也没多少改观，所以要达到清高教授的道德标准，看来鲁迅只能去拉板车了。

有不少人乐于计算鲁迅的收入，我当然不反对从这个角度去认识鲁迅，可我看他们的文章，似乎都有一种偏好，喜欢夸大鲁迅收入之巨，不仅忽略了教育部长期欠薪的事实，而且亦未考虑鲁迅沉重的家庭负担，须知他定期给朱安的哥哥寄钱，还给东京羽太家寄钱，有时还接济三弟zhoujianren。从八道湾搬出来后，鲁迅带着朱安先是租住砖塔胡同，而母亲不肯住租的房子，他还再要买房子，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大约花费1000银圆，鲁迅向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

即便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他也经常接济学生。1924年5月26日他致信学生李秉中，“……我现在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节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节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时不能断言。但如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俸泉不发，亦尚有他法可想。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当于星期五持至北大面交。”

1926年是鲁迅经济状况的转折点，他所欠的债，南下厦门大学以后用讲课费渐次还清。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

1927年鲁迅放弃中山大学的教职，前往上海。此时，他已有了两个重要的经济保障，一是北新书局提供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每月收入200圆；二是担任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300圆。

鲁迅在上海生活九年直至去世，平均月收入700多圆。有钱了，他的消费态度是怎样呢？

一方面保持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举一例，鲁迅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就提议请个北方厨子，鲁迅觉得花销贵，不同意。

另一方面继续慷慨助人，出资印曹靖华译《铁流》和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书，出钱出力出藏品举办木刻展览，资助左联出版刊物，捐资救助政治犯，捐款给柔石家属作子女教育费用，诸如此类。

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经济条件是他保持创作自由的基础。

卢梭认为，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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