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古代贪官都爱往家里藏什么吗

在古代经济环境下，为官者靠贪污发财致富是一条捷径。本文分为良田美宅是共同追求、个人恶趣味及雅好、金银钱币最实在、利用赃款赢利四个部分。对于凭借政治权力攫取的巨额财富，贪官们通常有三种处理方式:投资经济，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可出租生息，贪官将资本投放到土地市场，通过手中权力疯狂兼并土地，或是利用手中资本经商、放高利贷，借此钱生钱；投资政治，以资本行贿上级，从而保住官位和上升渠道；消费支出，用以满足恣意挥霍的生活需要。大量实物如黄金、白银、金银器皿、古玩玉器、高级家具、文人字画、珍贵书籍、山珍海味、香料药材等充斥古代贪官家中。

一、良田美宅是共同追求

在中国，贪官们对良田美宅有着共同的追求。今有各种“房叔”“房姐”，古也有霸占、购买土地、大兴土木的跋扈将军——东汉“大老虎”梁冀。梁冀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大将军，妹妹又是汉顺帝皇后，汉顺帝死后，兄妹先后立冲、质、桓三帝，专断朝政近20年。

这梁冀，天生相貌丑陋，鸢肩豺目（耸肩似鹰，目凶如豺），生得一副坏人脸，说话含糊不清，整天盘算着怎么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敛财。直接向皇帝要“万户”封地远远满足不了他，他手下有一帮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专门打听当地富豪的财产情况，待时机成熟，捏造罪名将富豪逮捕入狱，趁机捞取一大笔赎款，若富豪拒绝掏钱，则拷打至死。碰巧有钱人孙奋是个吝啬鬼，梁冀送给他4匹马，想借钱5000万，慑于梁冀威势，孙奋不情愿地借了3000万给他，惹得梁冀大怒。他一气之下，给孙奋母亲伪造个梁家女婢的身份，指认她曾于梁府偷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可怜孙奋兄弟就此冤死狱中，其家族1.7亿的资财全归梁冀名下。

有了那么多田地和财富，梁冀理所当然要在上面盖楼、修建私家园林。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孙寿，在敛财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两人相爱相杀，平时各玩各的，经常在修房子这件事上搞竞赛，一旦梁冀开始建豪宅，孙寿就在街对面“大起第舍”，比谁的房子更高、更大、更气派。室内装修不能糊弄而过，宫廷风格最适合。豪宅内，各个房间相通，明、暗室是基本配置，柱子墙壁上雕满各种花纹，用来装饰皇宫门窗的青色连环花纹被用在各窗户上，亭台、楼阁有过廊相通。仓库里堆满了四方进献的金玉珠宝，异方珍怪，远致汗血名马。

这还只是盖房子，梁冀开拓的私家园林，绵延千里。他特别喜欢兔子，于城西另造一“菟苑”，纵横数十里，里面豢养各类名兔，每只都有标记，若有人猎兔，“罪至刑死”。有个西域来的商人，不知禁忌，误杀一兔，以命抵之，与该事件有关联的十余人也被梁冀诛杀。除了藏金玉珠宝、各类动物外，梁冀还在城西专盖房子，专供打手、数千“自卖人”（强迫老百姓为奴）居住。他被抄家时，从家里搜出的金银珍玩，加上豪宅、田园等被官府拍卖的不动产，总计30多亿。把这些钱充作官府费用，全国租税减半。其良田园林，全都分给百姓耕种。

因打倒“大老虎”梁冀有功，东汉宦官们伺机崛起，从百姓手中掠夺财富，毫不手软。侯览夺人宅381所，田118顷，模仿宫苑兴建豪宅16处，他哥哥担任益州刺史期间，拼命搜刮，被查抄时，贪污所得“金银锦帛珍玩”装满了300多辆车。张让也不甘示弱，京畿数郡数百万膏腴美田都归他名下，汉灵帝对他极为宠信，常说我爸是张常侍（张让曾任中常侍一职）。

这些宦官手握那么多权、钱，最爱干的事就是仿照宫室图样修高楼池苑，广建豪宅，有些规格甚至超越皇室。偏偏汉灵帝是个喜欢登高游玩远眺的皇帝，宦官们害怕皇上看到雄伟壮丽的府第有所怪罪，便唆使中大人尚但劝谏皇上不要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听话”的汉灵帝竟遂了宦官的意，从此不再登高。

二、个人恶趣味及雅好

除了爱大房子、大园林，在有些贪官的处所，负责抄家的工作人员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万历野获编》里专门有一节“权臣籍没怪事”，列举了从贪官家中抄出的食物——“元载胡椒八百斛，蔡京蜂儿三十七秤，王黼黄雀鲊堆至三楹，童贯剂成理中丸千斤，贾似道果子库内，只糖霜亦数百瓮……”

元载为唐代宗时的宰相，域外珍品，都先汇集在他门下，产自海外的香料胡椒，一般拿来进贡给皇上，每次用的时候几粒即可，元载一家竟藏了八百斛（约64吨）！在他家中还搜出了五百两钟乳，钟乳为五石散的重要成分，柳宗元说“食之使人荣华温柔，其气宣流，生胃通畅”，鉴于上述功效，唐代宗后将抄的这些钟乳分别赐给中书门下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元载所建屋宅，被充作百官官舍，私家园林被没收后，直接成为皇家园林，足见当时其住所和园规模之大，是何等的富丽堂皇。

在宋代，蜂子（蜜蜂幼虫）作为高蛋白产品，“以盐炒干，味佳”，能够美容，延年益寿（“久服令人光泽好，颜色不老，轻身益气”），价格昂贵。除国家要求老百姓交纳蜂子，给他们造成负担外，贪官们也大肆聚敛。按宋代一秤为15斤（1斤相当于今633克）计算，蔡京家中37秤蜂子约重703斤，需要上百万只蜂子。

再看看从王黼（北宋末年宰相）那发现的，堆满三间房的黄雀（腌制的黄雀），宦官童贯家抄出的数千斤药材，以及南宋“大老虎”贾似道藏在果子库内的数百大缸糖霜，这些贪官对食物的收藏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若是将其拍成电视剧，那些密密麻麻堆在一处的胡椒、蜂子、糖霜带来的冲击力，定要比赵德汉家中的钞票，更触目惊心（密集恐惧症患者慎入）。

要说这些食物也不算多稀奇，就是数量夸张。明嘉靖年间从严嵩家中抄出的数百副碧玉、白玉围棋和金、银象棋着实让抄家的官员傻了眼，用它们来下棋“最为滞重不堪”，简直是给自己找罪受，还不如直接收藏金银玉。最“辣眼睛”的当属从他家搜出来的白金美人“亵器”。据当时的工作人员透露，这一便器为白银打造，仿造成美人的模样，承尿的地方刚好是女阴处，“尤属可笑”，官员们对它欣赏不来，“谓非雅物”，又不好意思上呈给皇上，直接将它镕成银饼。这东西要是留下来，恐怕也轮不到杜尚300多年后以小便器《泉》来打开现代艺术大门了。

事实上，严嵩艺术品位还挺高，明人沈德符称严嵩收藏法书、名画最多，确也如此。据明人田艺蘅《留青日札》载，北京严府“内有唐九成宫避暑图、阿房宫图，宋周文矩学士文会图、金谷园图，唐阎立本职贡图、杏坛图、越王宫殿图，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西湖春晓图、南屏晚钟图，刘松源西湖图”，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赵孟頫、文徵明等书画大家的力作都被网罗在内，将近3000多轴卷画，大部分都是无价之宝。今人再看严嵩家的这份抄家清单，也会同时人一样，被惊得目瞪口呆，恍然神游于故宫博物院。

三、金银钱币最实在

对大多数贪官来说，最实在的东西还是货币。用复壁、夹墙、密窖将金银钱币藏起来，既满足私欲，也为后代考虑。梁朝有个武宁郡守叫江禄，为官期间大事搜刮，将铜钱藏在夹墙内，结果线太多将墙壁挤塌，传闻铜钱泻出后，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周围几里内铜器皿共振。

在明代，地方官每三年都得进京朝觐一次，向中央汇报工作，接受考察。每到这种时候，京城大街上到处都是各地来的车，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今人称其为“跑部钱进”。有资料显示，当时府县官员每次朝觐、考备、考选、考升，需要花费白银五六千两行贿才能勉强过关。

对京官来说，朝觐之年就是他们的收租之年。京城还诞生了专为上任新官朝地方官员放债的高利贷群体，时人谓之“京债”。据陈洪《继世纪闻》记正德三年（1508），全国各司赴京朝觐，宦官刘瑾公开指示，各布政司送银2万两“方予放回”，诸官只好求助“京债”，回到地方后再以搜刮的民财补偿。有的官无钱向刘瑾行贿，又找不到“京债”，害怕刘瑾怪罪下来，只好自刎而死。

刘瑾那种收贿方式太露骨，为了讨好上级欢心，有的地方官想出了许多“妙计”，比如名义上说带点黄米、白米给上级，其实送的是黄金、白银，又或是赠送“书帕”（将书挖空，金银珠宝放在其中）请领导过目。明孝宗在位期间，在宦官李广家抄的一本纳贿薄，上面写道“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孝宗皇帝不得其解，李广一个人，能吃那么多米？经大臣提醒才知这黄米、白米代指黄金、白银。

李广这个事例只是明代官场腐败的一个小小缩影，比不得“其富亦骇人听闻”的大贪。明人王世贞曾总结过明代被抄家的“大老虎”，“其富无过于振（王振）、瑾（刘瑾）、彬（江彬）、宁（钱宁）、嵩（严嵩）、保（冯保）六家”。王振为明正统年间的权宦，深受英宗信任，地方官入京朝觐必备厚礼，至少得一百两起，若是送上一千两，美酒佳肴招待，为了迎接他们，王振家大门从来就没关过。他独揽大权7年，被抄家时，搜的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一百余面，六七尺高的珊瑚二十余株（株株价值连城），其他珠玉珍宝不可胜计。

古代史料有关贪官赃款的描述，涉及具体数额的，时间越早越少，往往以“巨万”“亿万”概括了之，到明清往后随着抄家（“籍没”）的深入，记录越来越具体。到刘瑾正德五年（1510）被抄家时，白纸黑字地写着:“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另有一种说法为金共1205.78万两，银共25958.38万两（见《震泽长语》）。刘瑾因此还被评为当时的世界富豪。

饶是钱宁被抄家时，黄金155万两，银498万两，以及江彬被籍没时，“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三百柜，柜二千两”，两人持有赃款数量也没法超过刘瑾。若按《明通鉴》里刘瑾所贪“金银累数百万”来看，这数量也相当于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刘瑾家简直是另一国库。在严嵩家，也搜出了三万余两黄金、二百万余两白银和不计其数的珍宝。可笑的是，为了藏好这些财富，严世蕃和妻子在家大挖特挖地窖（深1丈，方5尺），地窖四围及底，砌以纹石，在这七八立方米的地窖里，堆满了白银，以每百万为一窖，共十数窖。工程完成后，严世蕃请严嵩来到窖边参观，“灿然夺目”。在老家江西分宜，严世蕃按同样的方式藏富，还在上面堆了石头，种了树木，打扮得跟假山一样，严氏父子败后，这些财富都留给了国家。

四、利用赃款赢利

若论清朝哪个皇帝反贪力度大，惩处腐败官员最多，乾隆当之无愧。他在位期间，腐败大案迭出，很多官员被抄家。在这些抄家案中，抄家所得之房产土地和各种店铺是除金银之外的大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发生了一起以赈灾为名的特大贪污案（“甘肃冒赈案”），全省从总督到县丞，涉及侵吞赈银的官员100多人（处决案犯56名），追缴赃银281余万两。仅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一人被查抄入宫的家财，“估值银三百余万两”。王亶望自己也老实交代，我家资本来不多，所有现查出的银物大半都是婪索得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亶望不是简单地将侵吞得来的银物放在家里，而是自开当铺，出借资金，以获赢利，他开的当铺、商号遍布临汾、京城、苏州、扬州等地。临汾的一座当铺本银为8000两，查抄时现存银1.07万两；扬州当铺运现银19.5万两，加上各商所还得利息和本钱查抄时约29.9万两。除此之外他还和同乡开有银号、绸庄、油盐铺、首饰楼、杂粮店，钱滚钱，利滚利。

像王亶望这类对赃款加以利用的不算多数，有专家曾翻阅清朝数百件抄家单，发现大部分贪官还是用复壁、夹墙、密窖的方式把金银藏了起来。如乾隆年间，福建巡抚浦霖任内与总督伍拉纳贪赃受贿处斩，从他家中，得窖藏金700两、银28万两；大名鼎鼎的和珅在夹墙内藏匿赤金2.6万两，在地窖内藏银100万两。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发生的钱度贪污案可以窥见当时贪官藏钱之“处心积虑”。

钱度为江苏常州武进县人，在两任云南布政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收受下级官员厚礼，经常以各种名义向下属要钱不还，并纵容家人收受贿赂，渔利盈万。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间（1764-1771），他一共往家里寄送十万余两银子，嘱咐儿子“慎密收藏，不可露出宽裕之象”。乾隆三十六年他又派家人携银2.9万两，由昆明前往江南，指使长子将钱好好收贮，或作地窖或作夹壁，长子害怕被抄家，隔年又将家中2.7万两银埋藏在书房地窖内，“嘱勿声张”，还将家中其他金银、器物分散寄存。

1772年，钱度在常州、建宁、永昌三处的家产都被严密查抄，吏部尚书高晋果然在钱度家中书房地窖内，抄出2.7万两银子，另在钱度母亲蒋氏卧房地板下，抄出金子2000两。“小心翼翼”的贪官钱度最终被斩于承德，和大多数贪官的结局一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