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遭清算的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作为明神宗朱翊钧的首辅,达十年之久,是个有作为、具谋略、通权术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了不起;但对他这种太厉害的人,绝无好感。凡强人,都具有一点使人讨厌的“侵略性”,他总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树底下不长草,最好敬而远之。

明代不设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独裁者要求高度集权,只挑几个大学士为其辅佐。在这些人中间,指定一个小组长,就是“首辅”。说到底,首辅其实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张居正,是明代历朝中最具强势的首辅,在任期间,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因为朱翊钧十岁登基,相当一个高小五年级生,对于这位严肃的老师,敬畏之余,言听计从,是可想而知的。

记不得在哪儿看过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个不苟言笑,脸色阴鸷,目光严厉,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没人敢对他说一声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里,与他极钟爱、极标致的小娘子们,风流缠绵的时候,是不是也板着面孔,让美人儿也望而生畏呢?史无记载,就不敢悬拟了。

一般来讲,在中国,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备下列三要素:

一,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不至于轻易被扼杀;

二,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会有阻难,不至于难到进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质即使有非议之处,不至于成为反对派使其落马的借口。

时下国产的电视连续剧,差不多以此为金科玉律,来写改革的。其实,真实生活远非如此,不是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就是功亏一篑,全军覆没。哪像作家和编导所设想的,高峰护驾,破关斩将,美人青睐,春风得意,鱼与熊掌兼得呢?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个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许张居正是惟一的幸运者,至少在他活着时,他让别人吃苦头,自己从没吃过任何苦头。倒霉,是他进了棺材以后的事。

所以说他了不起,就因为张江陵是中国惟一没有什么阻难,顺风顺水的改革家。

他之没吃苦头,由于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后和大内总管联手的结果。有这样三位一体的后台,他有什么怕的,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不可能没有政敌,更不可能没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张居正是纵横捭阖的九段高手,在政坛上所向披靡,谁也不堪一击。小人,他更不在乎,因为他也是相当程度上的小人。

只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这么一次,坐了点蜡,有点尴尬。因为其父死后,他若奔丧回去,丁忧三年,不但改革大业要泡汤,连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问题,便讽示皇帝下令“夺情”,遂引发出来一场面折廷争的轩然大波,使心虚理亏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后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这些捣乱分子推出午门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强行镇压了下去。

第一个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第二个屁股就会瑟缩颤抖,第三个屁股必然脚底板抹油开溜。他懂得,制造恐惧,从来是统治者最有效的威慑手段。操切专擅的张居正,把反对派整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他是个精通统治术的政治家,也是个冷面无情的政治家,为了目的,他敢于不择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认可他凶,认可他行,认可他有办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虽万里之遥,朝下而夕奉行……自是……政体为肃。”他所以要镇压反对派,是为了营造出推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大环境,加之“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曜之操,几于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极权的十年间,说张居正在统治着大明王朝,不算夸饰之词。他曾经私下里自诩:我不是“辅”,而是“摄”,休看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能量。

张居正稳居权力巅峰时,连万历也得视其脸色行事,这位年轻皇帝,只有加入与太后、首席大珰冯保组成的铁三角,悉力支持张居正。如此一来,宫廷内外,朝野上下,首辅还用得着在乎任何人吗?

众望所归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见颓靡的世道人心,张居正置若罔闻,将其冷藏起来。文坛泰斗王世贞,与张同科出身,一齐考中进士,很巴结这位首辅,极想进入中枢,他婉拒了:“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劝他还是写他的锦绣文字去也了。与李贽齐名的何心隐,只是跟他龃龉了两句,后来,他发达了,他的党羽到底找了个借口,将何心隐收拾掉以讨他欢心,他也不觉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张居正毫无顾忌,放开手脚,对从头烂到脚的大明王朝,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最为人称道的大举措,就是动员了朝野的大批人马,撤掉了不力的办事官员,镇压了反抗的地主豪强,剥夺了抵制的贵族特权,为推广“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一亩地一亩地的进行丈量。在一个效率奇低的封建社会里,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官僚体制中,他锲而不舍地调查了数年,立竿见影,收到实效,到底将缴赋纳税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壮举。

《广阳杂记》载:“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韩,守天下必用黄老……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可见世人对其评价之高。这项大清查运动,始终是史书肯定的大手笔。我一直想,张居正不死得那么早,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将其改革进行到底,而且,万历未长到三十岁前,他还得辅政——这是太后的懿旨,或许中国将和欧洲老牌帝国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纪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未可知。

我们从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就会发现其描写对象,已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移到城市,市井阶层和商人成为主角。这说明世界在变的同时,中国也在变,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形成。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失败,错过了一次历史的转型期。

想到这里,不禁为张居正一叹,也为中国的命运一叹!

张居正一直清查到万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实的结果:天下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纳税田亩近三百万顷。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约计为二亿八千万亩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强、王公贵族所强占隐漏,而逃避赋役的黑洞。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的现象,得以基本改变,整个国家的收入,陡增几近一点五倍。

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成功的同时,张居正开罪的特权阶层,触犯的既得利益集团,统统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对立面。所以,他死后垮台,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价。

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犹如积木金字塔。塔尖坐着皇帝,下面则是层层叠叠支撑起来、保持相对稳定的各级官僚机构。任何触动,就有可能打乱这座塔的上下牵系、左右制约的平衡。所以,即使是不伤筋动骨的小改小革,也会受到求稳惧变的体制维护者的抵制。他们宁可这座金字塔哗啦啦地一个早晨垮塌,也不肯在垮台之前,进行最起码的修整和巩固。

在中国,流血的激烈革命,要比不流血的温和改良,更容易获得成功,就在于这些因循守旧、冥顽不化、拒新抗变、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联起手来扼杀改良运动,简直小菜一碟。而一旦革命者磨刀霍霍而来,老爷们比猪羊还会驯服得多地伸出脖子挨宰。外国也如此,当巴士底监狱大门轰然打开以后,那些贵族、骑士、名媛、命妇,不排着队向广场的断头台走去吗?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从《明实录》的太仓存银数,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成果:

上列表格雄辩地证明,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统治集团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势必要带来的社会进步。但历史上很多志士仁人,还是要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价。往远看,秦国孝公变法,国家强大了,商鞅却遭到被车裂的命运;往近看,清末百日维新,唤起民众觉醒的同时,谭嗣同的脑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运的张居正,他是死后才受到清算的,他活着,却是谁也扳不倒的超级强人。强到万历也要望其颜色。有一次,他给这位皇帝上课,万历念错了一个字音,读“勃”如“背”,他大声吼责:“当读‘勃’!”吓得皇帝面如土色,旁边侍候的臣属也大吃一惊,心想,张阁老,即使训斥儿子也不该如此声严色厉呀!所以,他活着一天,威风一天,加之年轻皇帝不得不依赖和不敢不支持的情况之下,满朝文武,都得听他的,谁敢说声不。

我在想,树敌太多的张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识见,以其在嘉靖、隆庆年间供职翰林院,冷眼旁观朝野倾轧的无情现实,以其勾结大珰冯保将其前任高拱赶出内阁的卑劣行径,会对眼前身边的危机了然无知?会不感到实际上被排斥的孤独?后来,我读袁小修的文章,这位张居正的同乡,有一段说法,使我释疑解惑了:“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日记》卷五)

看来,那些被强制纳税的地主豪强,被整肃得战战兢兢的各级官员,被旁置被冷落对他侧目而视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来的反对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着他。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学生,现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钧,一天天积累起来的逆反心理,这位政治家是感受到的,对其处境像明镜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会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后有话,万历不到三十岁,不令其亲政,这位恋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不想真的罢手,于是,视事如旧。

袁中道散文写得漂亮,炼字如金,一个“挺”字,便将其特立独行,四面受敌的处境,形容出来。于是,这位骑在虎背上的改革家,显然,下来是死,不下来也是死,他只有继续“挺”下去的一条路好走。我想他那时肯定有一种理念在支撑着,他估计不至于马上与死神见面,只要不死,他就继续当首辅。只要在这个座位上,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唉!这也是许多强人,在兴头上,不懂得什么叫留有余地,什么叫急流勇退的悲剧。他忘了,你强大,你厉害,你了不起,但你无法改变上帝。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胆,太心神不宁的改革家,终于迈不过去万历十年(1582)这个门槛,二月,病发,六月,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他活得比同龄人都短命,王世贞六十四岁,耿定向七十二岁,李贽七十五岁。

张居正的死亡,早有预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齿”,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权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强烈,后者甚至要超过前者,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一方面,明代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淫风大炽,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享受,佚乐,奢侈,腐化,纵情,放诞,靡费,荒淫,是普遍风气。一方面,张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许多倍,永不餍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记不得是基辛格,还是别的外国政治家讲的,权力具有壮阳的作用。或许如此,张居正手中权力愈大,其性饥渴愈甚,但年岁不饶人,不得不求助于药物维持其性能力,得以肆意淫欲。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张“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由于“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据说,这是名将戚继光为拍他的马屁,贡献他一种叫腽肭脐(海狗肾)的媚药所致,服药以后,热发遍体,即使数九天气,也戴不住帽子。因此,万历年间,首辅不戴,百官岂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内,光头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

此公对于漂亮女子,从来是不拒绝的。有一次,一位外省大员投其所好,送他一尊栩栩如生、非常性感的玉雕美人,他自然是会笑纳的了。明代官员,工资虽是中国历代最低,但贪污程度,也是中国历代最剧。张居正观赏之余,爱不释手,同时,又摇着脑袋,有一点不满足感,巡抚忙问:“大人还有什么吩咐?”张居正说:“若得真人如斯,可谓两姝并美了!”果然,这位巡抚还当真物色到一位美人,不仅形似,而且色艺双绝,送到相府,成为首辅的床第新宠。

据说,万历不再是小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得知他的首辅府里,美女云集,佳丽环绕,不由得感慨他的老师,这把年纪,竟能如此生猛。佩服之余,也叹息自家虽为九五之尊,却得不到更多的实践机会,甚乏艳福。所以,我一直认为,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立刻翻脸,从心理角度分析,其中不乏男人的嫉妒在内。这种隐忍下来的怨恨,一旦得到宣泄,那绝对是可怕的报复。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死,难免要被后人诟病,根据《万历野获篇》,应该是纵欲过度,药物中毒。王世贞的诊断,也认为死于女色,死于壮阳药:“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王世贞求官碰过他的钉子,心存嫌隙,绝对可能;也曾著文讥讪过他,为了巴结冯保,竟低三下四地在帖子上称自己为“门生”,斯文扫地,一至于此,也太丢人了点。不过,对张居正病情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前者关乎人格,后者只是风流,在淫佚成风的明末社会里,王世贞没有必要栽他这个赃。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寿终正寝,备极哀荣。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十二年四月,杯土未干,又籍其家。最为惨毒的,因为抄不出万历所想象的那么多金银财宝,令围江陵祖居,挖地三尺,株连勒索,刑讯逼供,家人有饿死的,有上吊的,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

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商鞅或者谭嗣同更好一些。

在这场清算运动中,最起劲的,最积极的,最没完没了的,恰恰是信任或是听任他进行改革,并坐享其改革成果的万历。而最莫名其妙的,清算张居正的同时,矫枉过正,将初见成效的改革大计,也否定了。

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竟没有估计到,你过去钳制他的压力愈大,他后来反弹你的抗力也愈高。一旦得手,不狠狠地往死里收拾才怪!《实录》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都有为他惋惜之意,认为他这样具有高智商的政治家,应该懂得最起码的机变韬晦之道。人走茶凉,当是不可避免,但死无葬身之地,险几抛尸弃骨,就得怪张居正太相信自己的强,而太藐视别人的弱。

强人会弱,弱人会强,这也是大多数强人得意时常常失算的一点。

张居正的全部不幸,是碰上了不成器的万历,这个精神忭急,性格偏执,缺乏自律能力,心理素质不算健全的青年人,做好事,未必能做好,做坏事,却绝对能做坏。诸葛亮比他幸运,虽然阿斗同样不成器,但后主懦弱,始终不敢对相父说不。张居正辅佐的朱翊钧,却是一个翻脸不认账的小人。你在,我怕你,你不在了,我还用怕你?再说,冯保给外放了,太后也交权了。一拍御案,统统都是张居正的错,又能奈我何?

鲁迅与曹聚仁的通信中,感慨过“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也论述过“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这就是说,“圣贤豪杰”与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的“盗贼之性”,同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可能的。

我怀疑明代诸帝的这种无赖基因,是不是从开国皇帝朱元璋承袭下来的?一上台还透着几分英明,几分正确,但都坚持不多时日,便一百八十度地走向倒行逆施的反面。这个埋葬在定陵里的据说腿有点短的家伙,也逃脱不掉明代皇帝的通病。

你活着的时候,他忌惮你,一口一声“张老先生”,循规蹈矩,知书识理,你以为替大明王朝,辅佐出一位中兴之主。事实不然,你一旦闭上眼睛,你树了无数的敌,就要跟你算账,其中最可怕者,恰恰是昨天的有为青年,今天的无赖帝王。

无赖行径,成为一个统治者的主流,治国就是一场胡作非为的游戏。

张居正死的当年,朱翊钧自毁长城,将蓟镇总兵官戚继光调往广东。张居正死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崛起关外。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清盛明衰的前奏曲。一个政权,旺盛是需要水滴石穿的努力,衰败却常常是转瞬间事。特别是他搞掉张居正后的数十年间,疯狂搜括,拼命聚敛,以致民乱迭起,蔓延全国,成不可收拾之势。

明亡祸根,缘起多端,但总结起来,无非,一内乱,二外患。这一切,都始自于朱翊钧这个无赖。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若以上表所显示的国家财政收入进展态势,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因其死而止,不因万历的感情用事而废,不因继其任者避事趋时而停顿;萧规曹从,坚持改革,明王朝的气数,不至于那么快就完蛋的。

因为中国为农业大国,农业为国之命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农业的生产周期短,以年计,只要有休养生息、恤民安农的政策,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景,用不了数年工夫,国家就会富足起来。更可贵的,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耐受精神,乃汉民族绵亘五千年的最大支撑力,哪怕命悬一丝,稍有纾解,立能生聚出复兴的活力。也只不过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当然是张居正的改革奇迹,也是中国人一旦有了正确指引,民族精神就必能焕发的结果。

据陈登原《国史旧闻》,载林潞(此人约与方苞同时)的《江陵救时之相论》,竭力赞许这位改革家:“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缪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余威,以固吾圉者,又十年也。”

从太仓银库岁入银两统计,也确实证实,即使在其死后,张居正的改革,还让朱翊钧当了多年太平天子:

朱翊钧统治的四十八年间,张居正辅佐的前十年,有声有色。此后的三十八年,这位皇帝渐渐与其祖父嘉靖一样颓唐庸惰,无所作为,“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以至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每况愈下,直到不可救药。(据《明史》)

神宗以后,败亡加剧,光宗在位一年,色痨而亡,熹宗在位七年,政由魏、客,思宗在位十七年,换五十相,明末的这些不成材的皇帝,不亡何待?所以,万历死后第二十五年,大明王朝也就国将不国了。他的孙子朱由检,被逼到景山上,那棵在“文革”期间锯断的歪脖树,见证了朱明王朝的终结。

所以,《明史》对这位昏君,有一句精彩的结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其实,明代的亡国之兆,张居正一死,就出现了。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强人,因为事实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以君临天下的态势,没有同志,没有智囊,没有襄助,没有可依赖的班子,没有可使用的人马,甚至没有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只用了短短十年工夫,把整个中国捣腾一个够,实现了他所厘定的改革宏图。这种孜孜不息,挺然为之,披荆斩棘,杀出一条生路来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钦敬的。

但是,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没落晚期,不论什么样的改革和改良,都不可能取得成功,腐朽的制度如下坠的物体,只能加速度地滑落,而非人力所能逆转,这也是旧中国徒劳的改良主义者,最后逃脱不了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过,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逸,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生前享尽荣华,死后惨遭清算的改革者,个人的是和非,还可以千古议论下去,张居正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启示,便是这种对于改革的认知,这是他的永远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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