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一年前，中国北部山西省云冈镇的煤矿曾有上千名矿工。如今，“留守”矿区的只有一只流浪狗和一名保安。
矿井入口已被水泥墙封死——成为更多象征中国民营企业与ZF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不寻常信号之一。
发生一系列煤矿事故后，山西已成为中国经济崛起之阴暗面的代名词。2008年，全国有3000多人死于矿难。矿主们成了中国弊端的写照。
在中央政府加强煤矿安全的强大压力下，山西省有关部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将关闭规模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所有煤矿。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过去十年如雨后春笋般在山西涌现的几乎所有民营煤矿都被迫关闭，数量达到上千座，云冈煤矿就是其一。
山西官员或许曾认为会得到广泛支持。结果恰恰相反，他们陷入了与煤矿企业主的对峙。后者如今指责政府精心谋划了一场对民营资产的掠夺，矿主们只得到了一点可怜的补偿。就连国有媒体也对煤老板们表示同情。
云冈煤矿的矿主表示：“当地政府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全按他们说的做了。钱还是拿不回来。”这位矿主担心政府官员报复，因而要求记者隐去他的姓名。
山西民营煤矿的问题已引起关注，因为这些煤矿的关闭似乎与过去一年出现的更广泛趋势相吻合。为了振兴经济，中国政府精心策划了大规模刺激计划，但与此同时也有迹象显示，政府利用了此次危机，重新主张对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经济领域拥有控制权。
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出现在钢铁行业。迫于强大的ZZ压力，作为中国最大民营企业之一的日照钢铁(Rizhao Steel)，在今年9月把多数股份出售给了一家国有竞争对手。多数民营航空公司也已被国有竞争对手兼并。
有一句口号描述了这种现象：“国进民退”。总部位于中国的研究集团——弘亚世代(Pacific Epoch)的合伙人比尔•麦卡希尔(Bill McCahill)表示：“我给这种现象起了另一个名字，叫做‘裙带GCZY'。”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中国经济专家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表示，中国决不会出现俄罗斯或委内瑞拉那样的“强占地盘”现象，也不存在什么“系统性的国有化浪潮”。但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补充表示： “这种现象表明，投机取巧的当地官员和商人拿着公共资金去收购宝贵资产，还总是说自己是在推进公共利益。”
矿主们如此引人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中有许多人来自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开拓者的东部沿海城市。与备受诋毁的“山西煤老板”相反，“温州企业家”则是一个神话般的、往往可博得好感的身份。过去十年，温州商人在山西的近500座煤矿投入了大约600亿元人民币（合88亿美元）资金。
小煤矿的安全记录不佳，新规将减少事故的发生。但矿主们的代理律师吴族春表示，新规未把非法煤矿和符合所有安全规定的中小型民营煤矿区别对待。
中国的大型国有煤矿也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本周，黑龙江省一座由国营龙煤矿业控股集团(Longmei Mining Holding Group)经营的煤矿发生爆炸，100多人遇难。
山西GY拒绝了记者讨论新规的多次采访请求。
吴族春表示，山西的新规定将迫使小煤矿关闭，让当地国有矿业集团收购中型民营煤矿成为可能。他说：“兼并重组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ZF决定。这是地方保护主义。”
与许多温州商人一样，云冈煤矿矿主的投资资金是向亲戚朋友、而不是向银行借的。他哭诉道：“我通过温州的民间借贷体系里向许多人借了钱。现在我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