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试答钱学森之问 ──西南联大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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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提出的一个问题，它的核心内容是：为什么1949年后中国大学教育中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我想从西南联大的历史经验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前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现在公认这个大学办得比较成功，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原因。我们找来找去，我想还是要从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的文化制度这个角度，来探索这所大学的成功，可能是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角度。

       诸位知道，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文化制度虽然也有一定缺陷，但大体上和世界文明主流还是同步的。这个同步的标志就是，那时中国的新闻制度，中国的出版制度和中国的大学制度，基本保持了这些制度在西方起源时代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制度都是私人力量可以介入的。1949年以前，中国和西方接触以后，很多制度在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摩擦和冲撞。但我们观察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的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和出版制度都完成的比较好。这三种制度在中国都有比较成功的实践，比如说新闻制度，有著名的《大公报》、《申报》等，还有一些周刊也办得相当成功。那些新闻从业者，基本上接受西方的理念，认为新闻制度存在的前提，是私人力量一定得进去，如果完全由国家垄断，新闻制度不可能成功。从事后观察，中国现代的新闻制度，还是建立的比较成功，不是说新闻制度没有缺点。比如国民政府时期，也有控制新闻的时候，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和特殊情况下，也暗杀过一些新闻记者，但从法理角度观察，从北洋到国民政府，都没有否定过私人力量可以介入新闻，这是我们判断历史事实的基本前提。第二是出版制度。那个时候大部分是由私人维持的，最有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这些巨大的出版机构，在传播中国近代文化中承担过重要责任，它都是完全的私人产业。第三就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出现的较晚。研究大学制度的人，无论怎么算，也超不过100年时间，基本上就是20世纪的产物。

      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模仿或者选择西方这个制度的时候，那些负责的人，最早接受西方大学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面光有国立大学是不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学，而且大学制度一定是向全球开放的，早期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所以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基本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在实践当中是这三种模式。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应该是大学制度的崛起，如果没有现代的大学制度，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是比较难的。现在回过头来看1949年以前，20、30年代中国社会里面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还有企业家、金融家、政治家，那么多优秀人物的产生，主要是依赖于我刚才说的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出版制度。因为知识精英主要的活动，是依赖这三种制度的，如果没有这三种制度的成功，很难想像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时期能够维持的那么好，也很难解释1949年以前，中国教育和文化所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西方文化制度的时候，有两点把握的比较好。中国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1905年以后西方传进的新学校教育制度取代了过去的科举制度。选择新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它的大学制度的时候，尤其是选择这种制度的初期，如果负责选择这种制度的人比较僵化、比较保守或者是不能看清世界文明主流的人，这种制度的选择可能就会发生偏差，所幸中国在这一历史转折中，遇到了恰当的人。

      中国大学制度选择比较好，是因为一开始它具备两个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是中国最早负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首领，基本是由晚清科举制度中出来的，比如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严修等，他们是在传统文化里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同时考察过西方教育，及时把握住了西方大学制度的核心，比如说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能接受这些理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可能有一些关系。第二，晚清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型的时候，初期负责这个教育制度的人，像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快居于教育领袖的地位，作为教育领袖，他有职有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大学制度，对西方大学的核心理念，能够把握得准。这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起步时的两个重要前提。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清华大学算起来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大学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叫国立清华大学。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不是现代的大学，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大约有这么几点：第一是综合大学；第二是男女同校的大学；第三要有严格的课系设制，就是院系制度；第四有比较完善的选课制度。第五有定期的学术著作和定期的学术期刊出版；第六有比较普遍的体育活动。这是基本的硬件。另外还要包括这么几条：第一、学生 和教授的自治程度比较高，第二、教授治校和学生社团比较发达。第三，政党活动不进入校园。

       现代大学制度从11世纪起源，13世纪大体成型，16世纪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基本上由教会演变过来，是当时科学传统发展到相当程度时的必然结果，因为新知识体系需要新传授知识的制度。大学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它的自治程度要高，这就是大学独立的意义。西南联合大学出现的背景，大体就依赖我刚才讲的那三种文化制度，那三种制度最后能落在实处，肯定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之下，1949年前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包含的进步因素可能还是要高一点，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评价。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所临时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建立的前提，是因1937年的抗日战争。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抗战的准备。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讲，他对中日关系的判断是：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战争对中国来说，越晚爆发越好。所以，当时希望中日之间通过外交渠道来延缓中日战争爆发的观点也很流行，在知识界，这个判断主要以胡适、陈寅恪、吴宓等为代表。他们受过中西两面教育，比较有世界眼光，他们对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基本判断影响了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轻易开战是因中国国力不行，国防力量更弱，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现代的海军、现代的空军，所以不能跟日本人仓促开战，仓促开战肯定对中国不利，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还是早已下了。抗战前两年，清华大学就把主要的图书、主要的仪器秘密运到了湖南长沙，在抗战前已经在长沙南岳建了校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开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邀请了全国各阶层的精英到庐山，商量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两国通过外交渠道不能延缓战争爆发，中国应该如何抗战以及教育文化应该如何保存。

庐山谈话会，是非常开明的会议，请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会议名单是做过南开大学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开出的，他给蒋介石看了名单，名单上有郭沫若，但郭沫若没有去。何廉把名单拿给蒋介石看的时候，看到有郭沫若，蒋介石还很高兴，问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北伐时期，郭沫若写文章骂过蒋介石，蒋介石对郭沫若有印象。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都在庐山开会。西南联大的建立与这个会议有关，蒋介石接受了以胡适、王世杰、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建议。

胡适大体上提了四条主张，最重要的一条是战时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那时有很多人的意见是说是大学不要办了，要么办临时短训班，让大学生赶紧上前线。还有一种主张是大学为战争服务，比如学化学的赶紧做炸药，学物理的赶紧做枪炮。胡适的战时教育常态化的主张，与他对世界的了解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国家调大学生去前线打仗，伤亡很大。战争结束以后，国家发展，人才显得明显不够。竺可桢当时也有这样的认识，他说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患不足惧，最怕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新的知识，没有坚强的意志。大学是为国家培养领袖人才的。

从事后的事实观察，政府接受了胡适战时教育就是平常教育的建议，该学习什么学什么，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课程也要讲，哲学、文学、艺术都得讲，不能说要打仗了，就把大学改成短训班。正是接受了胡适的意见，决定建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东南联合大学。但东南联合大学没有搞起来，西北联合大学搞了不到一年就散了，与抗战共始终的只有西南联合大学。

胡适的第二条建议，就是尊重同等学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一是为了救济天才，二是防止造假，因为国家在抗战时期，强调学历会导致人造假，人就变得不诚实。

第三条就是大学独立。对大学独立，胡适解释了两点，第一条政党退出大学，大学里不能有政党活动。二政府官员不能做大学校长或者大学的董事，以防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干涉校政。

第四条，政府应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比如提倡在中小学读经。

西南联合大学一开始由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那时候蒋梦麟在杭州。西南联合大学一开始设计的模式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联合组成，但三校各自保留独立的学籍，不设校长，只设常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是杨振声，他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

西南联合大学一开始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南京沦陷后，政府才决定迁到昆明，1938年，正式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合大学一共有五院，即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时，为感谢昆明九年来的支持，把师范学院留给了昆明，建立了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建立的一所大学。当时政府任命胡适是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但胡适最后没有去，那个时候蒋介石有意让胡适做驻美大使。胡适自己说，政府有意把他从军到海外去，后来文学院院长由冯友兰担任，但胡适始终认为他自己是西南联大的一个成员。胡适过去讲过他20年不谈政治，但在抗战时期做了驻美大使，曾受人非议。但胡适认为这不叫从政，这叫战时征调。国家有外患的时候，作为公民为国家分担责任在所不辞。当时西南联合大学也请了周作人，在文学院做教授。但周作人没有去昆明，那个时候到了昆明的人特别希望周作人能来，当时知识分子对日本有判断，周作人留在沦陷区，日本人一定会打他的主意。果不其然，周作人没有跟他当年的同事到昆明去，最后下了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

西南联合大学为什么成功？除了中国现代制度大学这个前提以外，昆明自然环境比较好，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我们现在不大关注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自然环境，我们比较关注人文条件。当时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中国三代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出生和教育上来判断是三种类型，这种三种类型分成教授和学生两个群体。

教授群体包括两代人，第一类，像胡适这一代，还有陈寅恪、梅贻琦、蒋梦麟这部分人，出生年龄在1890年前后。这个时间有什么特点呢？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可以接受中西方两面的教育，一个是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同时他们大部分人到西方受过教育，或者考察过西方的教育，当时他们的年龄在50岁左右。

第二类教授群体，就是1900年前后到1910年，就是费孝通、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人。这一批知识分子也是两面，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言，他们不好和上一代相比，相对来说传统教育在他们身是弱化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国学素养不太能跟前一代相比，但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留学欧美的，如潘光旦、钱钟书、费孝通等等，他们的西学又比前一代要好。西南联大当时有一个统计，在179个教授中，留过美国的有80多个，留过英国有30多个，留过日本的比较少，有3、4个，没有留学的很少。三个校长，蒋梦麟是留美的博士、梅贻琦是留美的硕士，张伯苓虽然没有留过学，但张伯苓考察过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也是有世界眼光的。五院院长全部是留美的。各系的系主任大部分人都是博士。在西南联大，从这两个教授群体中可以大体判断出他们的文化背景，基本可以说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西南联合大学实际上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融合了中西文化两面，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一个硕果。

第三类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般是1925年前后出生的，如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何兆武等，他们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两面，不过传统教育对2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也不好和前代相比了。但2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在西方受过教育。后来杨振宁、李政道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何炳棣、王浩、邹谠、殷海光在政治学、逻辑学、史学等方面，能获得很高地位，与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文化基础分不开。西南联大学生中也出了很多作家和诗人，比如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是西南联大学的学生，还有汪曾祺，林蒲、吴纳荪等。因为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导了整个学校的价值，所以为后人留下很多启示。

最重要的启示可能还是大学独立。当时教授评议会很重要，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西南联合大学很头疼的。1939年后，陈立夫做教育部长。政府有一个规定，说在西南联合大学里面做院长以上的人，都得是国民党党员，但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那时许多教授对党派进入校园活动是比较反感的。当时教育部还想要西南联合把大学教材统一，西南联合大学马上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说我们各校办了这么长时间，各个学校有自己的成规和传统，不必再另搞一套。西南联大学时期，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在学校和政府之间，学校还是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对学校管理，也不是说没有管制，比如在经费上，校长与政府还是要保持良好关系。事后观察，西南联大时期，党化教育程度并没有落到实处。所以西南联大1946年回到北方的时候，国人对这个学校共同的评价是：民主堡垒，宽容精神。

西南联大的成功，还有一个原因是三个校长合作比较好。知识分子多的地方，矛盾也多，学校里面勾心斗角的事也不是没有。西南联大初期，三个学校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张伯苓、梅贻琦筹办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各有各的心事。当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先去了昆明，他当时的决心比较大，他觉得如果那两个学校不来，也要办这个学校。但三位校长一旦在一起工作，合作得还非常好。当时西南联大大部分事由清华校长梅贻琦管，蒋梦麟在联大后期做了政府行政院的秘书长，管事就更少了。张伯苓常在重庆，他跟蒋梦麟讲过，我的表你代着就行了。

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还要归之于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生根，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1949年以前，不是一个空的观念，而是真的落在了实处。知识分子以传统教养和西方价值融合起来做事，来判断人。西南联大后来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学生，他们在延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殷海光，后来到台湾办《自由中国》，他就说过自己一生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联大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确实给很多学生以心灵滋养。还有王浩，后来到美国去，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回忆，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义传统。

通过对西南联大历史的叙述，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大学承担重要责任，而大学要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为其主要气质，也就是说，国家不能随意对大学事务进行干预。

钱学森之问的核心，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也就是说，国家不能垄断高等教育是创新人才出现的基本制度前提，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