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最近关心起来了谢泳，谢先生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敢说话的人，过去是学术个体户，现在是教授，心态平和，说了一些大家都明白但还不理解深刻的话，在谢先生的笔下，一切都好了，这里继续转载之。

钱学森去世后，国内外有相当多对他的评价。其实要了解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生存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的道路在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特殊性，如果我们深入理解钱学森和他生活的时代，会发现他个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独特的，没有代表性。就个人一生道路的选择判断，钱学森在1955年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是恰当的，这个判断建立在观察钱学森后来的人生境遇上，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他有可能做出另外的科学贡献，但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 

　　我们习惯于用爱国主义来判断1949年后回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但爱国主义是抽象的，个人的现实处境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清楚，人生充满偶然性，当现实困境中的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联系的时候，常常会放大个人选择中与崇高联系的一面，那时真实的原因总是为人忽视。具体到钱学森，我们先要有一个常识判断，他是在国民政府时代中国本土大学里获得大学教育然后顺利出洋，在这个过程中，钱学森生活时代的开放性显而易见，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生选择中，如果要强调爱国主义，那么钱学森回国的时间应当更早或者更为自觉，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并不支持这个判断，所以钱学森的出国与回国只在个人选择的意义上具有讨论的意义，简单歌颂他人生选择中的爱国主义，其实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了。 

　　要理解钱学森，先要理解和他具有同样人生经历的其它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在科学家中，如果我们要讲爱国，不能说只有1949年后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才爱国，而那些当年就没有离开的知识分子就不爱国，从一般常识判断，好象没有离开的更应该受到表彰，但事实恰好相反。比钱学森年长一代的中国著名科学饶毓泰、谢家荣没有离开中国，但他们自杀了，钱学森的同辈和朋友赵九章也自杀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这是我们纪念钱学森的时候应当反省的问题。 

　　钱学森回国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人们会以为这是他专业特点所决定的，这个判断当然有相当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确实以从事国防科研的科学家相对安全，比如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但钱学森的安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直觉判断相关的，以钱学森的知识和对社会的理解，他不会不明白他所生活时代的特点，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钱学森的人文素养是相当全面的一位，但钱学森准确判断到了他所生活时代极权特征，所以除了专业以外，他的独立性完全退回内心，以一切顺应时代为基本生存方式。人们经常提到1958年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失去了科学家的良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供了科学说明，我倒更意愿在人生智慧的意义上理解钱学森，他要保存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我们可以想到钱学森一位同学徐璋本的的遭遇。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据严昌一篇文章介绍，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请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中读到过徐璋本的一篇长文，它的内容后来曾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内部参考》1957年2228期，页20、21）上报中央。 

　　徐璋本1957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20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渡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据严昌文章叙述，徐璋本和钱学森私交不错，但对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对待这个时代。2005年6月，《人民日报》曾刊载钱学森秘书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钱学森和徐璋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同。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一个经典细节，1950年，李政道送巫宁坤回中国大陆，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李政道回答不愿意让洗脑。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巫宁坤已在农场劳改。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受尽磨难的巫宁坤立即选择离开中国，而到了1989年后，当年选择离开的杨振宁却选择回中国大陆定居，这就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感觉和判断，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和杨振宁一样，有非常好的直觉，他们选择最好的，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宿命，去留均在霎那间，人生也就截然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