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贫困地区科技体制改革的对策与建议

     贫困地区的科技体制改革，具有其特殊性和地域性，一般来说，贫困地方的高校院所少甚至没有，科技型企业不集中，数量不足以支撑整个地方的转型发展，但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整体战略之下，贫困地方的科技体制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不与发达地区齐头并进，至少也要追赶跨越。必须跳出科技谈科技，跳出科技抓科技，注重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与市场主体相结合，与高校院所相结合，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构建高效有序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

    一、建立技术创新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对研发方向、技术路线选择、技术要素价格等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关键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真正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一是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要通过组织赴国内发达地区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引进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联合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制定出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路线图》，加强对本地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让高新技术企业“顶天立地”。二是积极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要加快科技产业孵化园建设，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由市级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计划”，对新注册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地方留成部分和开发新产品等方面给予一定财政补助，让科技型中小企业“铺天盖地”。三是加快建设新型企业研发平台。要按照“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原则，建设一批民办非企、企业性质的新型研发平台。避免把类似的研究院搞成带编制的国有研究院，或者成为某些部门的下属机构。不成熟的地方，可以探讨飞地实验室的方式。购买科技成果或吸纳科技成果入股转化，不断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建立效益导向投入机制

    科技投入是效益比较好的生产性投入。要健全稳定支持经费和竞争性经费相协调的投入机制，逐年增大财政科技投入，优化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机制，完善科技相关部门预算和科研经费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公务卡等办法，健全科技项目管理问责机制，强化对科技经费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现由行政性用法向市场性用法的转变，由安排性用法向效益导向用法的转变。创新金融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一是建立科技专营支行，享受“一行两制”的特殊政策，实行“五个单独”（即实行单独的客户准入标准、单独的信贷审批授权、单独的信贷风险容忍政策、单独的业务协同政策和单独的专项拨备政策）的运行机制，市财政设立科技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开展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贷款。二是设立专门的科技创新资金，推动政府、企业、银行共同参股，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三是综合运用买方信贷、卖方信贷、融资租赁等金融工具，开展非上市股份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试点，促进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引进风险投资、天使投资，鼓励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等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开发适合科技创新的保险产品。通过财政投入资金的撬动，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机制。

      三、建立科技人才激励机制

     深入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制定落实本地的人才战略。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原则，鼓励探索灵活多样的科技人才柔性流动与聘用机制，采取体制吸引和利益吸附相结合的方式，鼓励省内外高层次人才以全职、兼职或短期工作方式来加快地方经济建设，加快培养符合技术创新需要的科技人才队伍。一是实施项目首席专家制，支持3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主持科技项目，探索实施科研关键岗位和重大科技项目负责人公开招聘制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二是开展企业股权激励、专项产品利润分成、项目承包责任制等试点。实行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新机制,一年内未实施转化的职务科技成果,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拥有成果转化处置权,转化收益中至少70%归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所有。三是建立以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等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改变片面将论文数量、项目和经费数量、专利数量等与科研人员评价和晋升直接挂钩的做法。四是建立健全科研活动行为准则和规范，加强科研诚信和科学伦理教育，建立科技项目诚信档案，推行科技报告制度，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五是实行高层次人才在落户、医疗、子女入学、配偶安置、住房、税收等方面“一卡通”服务办法。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尚。

    四、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知识产权制度是推进科技创新的根本制度。要构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体系，培育一批知识产权骨干企业，着力提高专利产出能力，深入开展“双打”、“护航”专利行动，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快速反应平台，营造良好知识产权工作环境。随着知识产权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各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1961年，德国成立全国性的联邦专利法院，2013年，俄罗斯、芬兰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1993年，北京市高、中级法院在全国率先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1994年，上海浦东法院在全国基层法院率先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2008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提出：“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截至2012年底，全国已有5个高级法院、59个中级法院和69个基层法院开展了相关试点。由于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涉及专业的技术问题（如专利及商业秘密案件），并随技术的发展而呈现日新月异的变化（如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及商标权案件），这就要求审理者的知识结构合理，有足够的经验应对专业问题。与其他特殊专业法律领域（如海事、金融、劳动争议、未成年人）相比，知识产权最大的不同在于专利、商标的获得及确定需经行政程序的审查。因此，不与发达地区相比直接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而建立市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这样比较切合实际，对对于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综合效能，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激励和保护科技创新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