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改革

视觉一作者雪珥，分为三个部分：“三无机构”到“权力核心”、“威命所寄”与皇权强化、注重保密与提高效率，视觉2采用叙述的方式。雍正的改革成果与否，请读者自己判断，历史是惊人的重合啊，哎。

视觉一

43岁的怡亲王允祥、57岁的大学士张廷玉、60岁的大学士蒋廷锡，大概没有想到，当他们三人走进隆宗门边那几所极为简陋的小板屋时，将开启中华帝国中枢机构大变革的帷幕。这是1729年，雍正七年的夏季。

中华帝国的庞大兵团，正向西北方的戈壁瀚海推进，讨伐准噶尔部。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雍正皇帝，需要时时与他的重要大臣们商议，但内阁设在太和门的文华殿前，离雍正居住的养心殿有相当距离，很不方便。何况，密集的军报要走公文途径层层转递，不仅效率低，保密性也差。

因此，雍正下令，在隆宗门外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供允祥、张廷玉、蒋廷锡密办军事之用，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

这个“中央军事领导小组”，就叫“军机处”，一个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中权力最大的机构。

从“三无机构”到“权力核心”

尽管在1732年军机处成为正式机构，并且从未中断（除了乾隆元年中断1年），但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是“三无”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所有的干部都是兼职，从法理上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临时咨询机构。无独有偶的是，1861年在英法联军炮口下成立的“总理各国实务衙门”（总理衙门），也是一个自始自终都是“三无”的机构，所有干部也都是兼职。

在中华帝国的行政序列中，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中的实质，相当于跨部门的临时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即便在如今的欧美等国也并不罕见，但能够如此长时期的存在，却独此一家。

尤其具有大清特色的是，作为“三无”机构的军机处，长期扮演实质上的最高行政当局角色，同样的总理衙门，也长期扮演着外交部和发改委的角色。

在一个讲求“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度，这种显然是“违宪”——如果将名正言顺当做立国之“宪”的话——的“潜规则”行为，体现的或许正是大清特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

一、在正规的行政机器难以有效施政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这类临时机构，提高行政效率、至少提高最高当局的行政效率；

二、这种“三无”临时机构的设立和撤销，绕开了复杂的流程，不涉及对整个行政架构的高难度调整，便于进退；

三、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不会过度增加行政成本；

四、这种“三无”临时机构便于最高领导人绕开固有的行政流程、实现其在人事组织上的各种意图。在需要的时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冲击，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施加对现有官僚体系的打击，攻防兼备，矛、盾并举，相当趁手。

这种做法，在后世也颇有效仿者，比如蒋中正的侍从室及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之类。

开端于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名义上只是个处理军务的机构，西方人也曾将此翻译为“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军事机密办公室）。但如此趁手的工具，当然不能仅仅用于战时。

西北战事结束后，雍正皇帝不仅没有撤销这个临时机构，反而进一步壮大，并迅速成为大清国的行政核心。西方人对大清国的观察是与时俱进的，不再是直译，而是译为“The Grand Council”（大议会），法、意、德等西方语言中均是如此。军机处的定位，迅速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

“威命所寄”与皇权强化

军机处的管辖范围，从政治到军事、从政府到宫廷，无所不包。“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清史稿》）这段描写的确十分准确：一、军机处“名不师古”，的确是个独创，名为军机，实际上“罔不总揽”；二、“隐然执政之府”，是说其虽有执政之实，却无执政之名，它本身作为一个非常设的“三无”机构，完全依附于皇帝。这恰恰是军机处的生命力所在。

自从有了军机处，皇帝的权威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化。清代独有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几任皇帝的持续努力下，在军机处的襄助下，终于在雍正朝名存实亡，被剥夺了实际的任何权力，连橡皮图章也不是，终于在1791年正式废除。

中国传统中对皇权最具制衡效果的相权，也在军机处的设立后受到史无前例的压制，内阁彻底演变为一个日常行政部门，而丧失了决策权——尽管它的重要成员往往是军机处成员，但他们参与决策的身份仅仅是军机大臣、皇帝的私人顾问。

台湾著名学者傅宗懋认为：“世宗(雍正)的集权很是巧妙的，并不是像以前的枝枝节节，他只设了一个军机处，于是就把以前内阁和八旗的权力，整个拿来。”（《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

历史上困扰皇权的其他因素，比如外戚、宦官等问题，终清一朝，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实际上，自从建立了军机处，清帝国对于无序的权力斗争的唯一风险，就在于如何控制军机处本身。

解决的办法依然是对权力进行分解，防止出现无限的权力。内阁虽然蜕变为纯粹的行政机构，但依然与军机处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格局：军机处有实无名，内阁有名无实，一个动口而不动手，另一个动手而不动口，口与手的分离，有效地避免形成新的权力垄断。

此外，与军机处相互制衡的，还有“御前大臣”。御前大臣掌管了相当的财力、物力乃至军力，可算是真正的“内廷”，而军机处则相当于连接内廷与外廷的“中廷”。根据清制，“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所以杜专擅而防雍蔽”（庆桂《国朝宫史续编》）。这种大清特色的分权机制，确保了军机处的权力不至于过度膨胀。

对军机处本身的钳制手段，还有其“三无”特性：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兼差，无论人事关系还是工资奖金，都不在军机处，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单位，相互之间也并无明确固定的上下级关系，所有人、包括章京的任免都由皇帝一人裁决，这导致其内部结党的难度大大增加。

军机处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是在和珅担任“领班”时期。之前，所有的奏折按规定都是直送皇帝拆阅，而后皇帝根据需要，将奏折发交军机处处理。接收和发放奏折的，是“奏事处”，这个部门并不隶属于军机处，而归御前大臣管辖。这也是雍正皇帝在顶层设计时考虑到的权力制衡，防止参与决策的军机处掌控信息通道。

但和珅掌权后，身兼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打破了制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如此以来，在制度设计上，就令军机处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参与决策，还实际掌控了信息渠道，皇帝被操纵的风险大大增加。

嘉庆皇帝在翦除和珅后，立即废除此条。此外，嘉庆皇帝还多次刻意地挫压朝臣中尊崇军机处的风气，并否决了一位官员提出的在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以示尊重的建议。

注重保密与提高效率

雍正皇帝建立了军机处后，大大扩大了有权上奏的官员的范围，奏折于是迅速成为机密文书的标准方式。非机密的日常政务，则依然通过“题本”和“奏本”上行，直到1784年明令废止奏本，上行文件就剩下奏折与题本两种。

奏折必须直送皇帝亲拆，即便军机大臣也不可先行拆阅，皇帝对奏折批示后，再发给军机处进行处置。皇帝的批示用朱笔，因此称为“朱批”。一旦奏折被朱批，军机处就必须抄录一份存档。皇帝的批示，再以廷寄的方式送达官员，同样也是保密文件。

朱批奏折，起初都留在相应的官员手上，但雍正一登基时就要求全部回缴: “所有皇考（即康熙）朱批谕旨，俱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恕，定行从重治罪。”不仅康熙的朱批奏折要收回，之后的所有朱批奏折都必须在当年缴还军机处，上奏人不得抄录或留存。

这样的目的，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防止大臣们留作某种证据，今后给皇帝带来被动或难堪。收回的朱批，都按规定保存在军机处档案中。严格的文件管理制度，是军机处档案至今仍保管完整的主要原因之一。

奏折-朱批的文件上下行制度，令机密性大大加强，实际上解除了官员们在与皇帝单线沟通时的顾虑，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手段。为了防止被人告发，官员们只能谨慎从事，不敢过于妄为，清代的腐败始终不及明代严峻，这个制度应该是发挥了相当的威慑作用的。而更为海量的日常政务信息，依然通过明发-题本的常规渠道上下行，由内阁负责筛选和处置。军机处和内阁，分别成为处理机密、普通政务信息的CPU，这样的双核CPU设置，提升了清帝国的行政处置能力。

在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方面，清代的军机处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成为中国五千年来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其制无公署，大小无专官”，甚至连办公场所都不称衙署，只叫“值庐”或“公所”。

领班军机大臣，常被人看作是大清宰相。根据军机处最初的工作流程，与皇帝商议政务、承旨起草谕旨等，一般都是领班军机大臣单独觐见，少数情况下才大家一起开会；从军机处转发出去的谕旨，也以“领班”个人署名，这的确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权大责也大。

有意思的是，军机章京最初就规定一概不用高干子弟。应该说，军机处对“官二代”的拒绝，一方面有利于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在最高权力中枢结党，另一方面也给普通家庭子弟参与国家大政提供了更多机会，这对政权的延年益寿是大有好处的。

军机章京虽然品阶并不高，但权力的大小很多时候与本身的职位并不一定相关，而与距离最高权力的远近成正比。军机章京有相当多的特殊待遇，即便只是七品的内阁中书，入选军机章京后就可以挂朝珠（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待遇）、穿貂褂（四品以上待遇）、戴全红雨帽（三品以上待遇），地位尊崇。作为天子脚下的“大秘”，参与机密，服务中枢，实际权力并不小。

扁平化的机构、精干的队伍、简捷的工作流程，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军机处的工作效率。

视觉2

清代理学名臣李绂曾称：“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剥去这话褒扬阿谀的成分，也有其真实的一面。雍正是清代诸帝中将中央集权提高到空前程度的第一人，他即位之后的各项新政，无不蕴含集权题义：改革政制以增加集权、打击皇二代同时瓦解朋党、诛杀权臣以回收权力、整顿吏治高唱反腐、兴文字狱以统一思想。

即位之初，雍正在养心殿西暖阁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尽管下联有躬自反省的意味，但显然上联中的“一人治天下”，才是雍正的真正意旨所在。要以一人治天下，先得树立绝对权威，要树立绝对权威，政制设计与政治斗争就不可能避免。

雍正元年(1723年)，六科给事中划归都察院管辖，实际上取消了前者的“封驳”(辅助皇帝处理奏章)之权。与此同时，雍正向各地陆续派出巡察御史，以处理地方政事，监察地方官员。削弱科道官的谏议权，加强都察院对地方官员的监察权，这都有利于强化皇权。此外，雍正还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这是他个人的发明创造。观风整俗使主要职能是“查问风俗，稽查奸伪”，实质则是思想文化警察，有助于皇权意识形态一元化。

密奏制度的推行，是雍正集权于己的又一大创举。早先，地方官员向皇帝报告，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都需要经过通政司进呈，因此是公开的，而非只由皇帝拆阅的私密奏折。到雍正时代，先是地方督抚获得直接密奏皇帝的权力，跟着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也获此资格，发展到后来，一些微末之员如道、府官等，也被特许密折奏事。通过阅览密奏并朱批回复，雍正直接处理大小政务，乾纲自此专断。密折奏事制度鼓励告密，于是又成为雍正控制官员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到雍正七年(1730年)设立军机处，事实上取代名存实亡的内阁，雍正遂获得了两千年皇权历史上最为集中和独断的权力。

雍正对制度的诸端设计，无非是欲图权力运用更为得心应手。但要真正独揽大权，他还必须应对强硬的挑战对手———曾与之激烈争夺嫡位的“皇二代权贵集团”。

即位之初，考虑到稳定因素，加以此时个人绝对权威尚未树立，雍正对自己最大的政敌、八王允禩没有下手打击，反而崇爵优待。但对其他皇二代他就没那么客气了，囚系同母兄弟十四王允禵于遵化，发遣九王允禟于西北，拘禁十皇子允礻我于京城。雍正的做法招来不少非议。比如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就公开上书，要求皇帝莫杀“亲骨肉”，雍正没有冒火，反而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表姿态。但转过背，他私下对另外的攻击者却大动雷霆，说你们再唠叨，我就要发飙了，要“启朕杀人之端”。

到即位的第二年，雍正外有军事强人年羹尧、内有超拔大臣隆科多的鼎力支持，政治资本渐渐厚实，开始“大刀向皇二代头上砍去”。雍正二年七月，雍正颁布《御制朋党论》，声称朋党各侚其好恶以为是非，结党讥讪朝政，是为不忠，干扰君主视听，妨碍政策执行。朋党之间互相攻讦，则干预了君主用人权柄，导致太阿倒持。这篇文章可视作“雍正语录”的发端，他以此警告大臣勿再抱团结党，进而向允禩集团发起猛攻。经过系列政治清算，雍正四年八月，允禟在保定“服冥诛”，九月，允禩也死于禁所，这个经营20多年的皇二代政治集团，终于彻底垮台了。

雍正对权臣的先扶后灭，糅杂在打击皇二代集团的过程之中。他对权臣年羹尧、隆科多的栽培，最初是为巩固自己的政治根基，压迫皇二代集团，随着后者的式微，权臣的名位渐高，羽翼渐丰(比如年羹尧进京，直隶总督都要跪迎；年羹尧、隆科多都提拔了不少官员，且不经奉请，任意铨选，以致人称作“年选”与“佟选”———隆科多系满洲镶黄旗佟佳氏)，雍正又感到了威胁。于是，在雍正三年，雍正打击年党，列年羹尧大罪92条，赐其自杀；四年，又指使诸王大臣议隆科多41大罪，永久圈禁。两年后，隆科多死于禁所。

早先，雍正对年羹尧与隆科多的宠爱可谓极致。他给年羹尧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就算夫妻之间，似乎也少有如此肉麻的对白。雍正也曾大赞隆科多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推崇备至。但年羹尧与隆科多这两位权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伴君如虎，信然！在年、隆之后，终雍正一朝，再无权臣出现。

对付权臣之外，雍正还必须整肃所有官员群体。反腐是个突破口。即位仅一月，他就指示户部全面清查钱粮。稍后，更在中央设立会考府，对各部院的钱粮奏销进行全面查考。会考府成立不到三年，驳回改正部院钱粮奏销96件，户部库银也被查出亏空250万两，由涉事各级官员赔偿150万两，剩余则由户部逐年弥补。

雍正反腐力度很大，从上到下，不论高级官员还是贵族精英，都不得宽贷。有郡王因赔偿亏空而在大街上甩卖自己的家用器皿，还有郡王被查抄家产。地方官员因亏空被罢免、被抄家的更是不计其数。以致社会上流行雍正好抄家的说法，《永宪录》记，人们打牌，把和牌都称作“抄家胡”。

雍正整顿吏治，有为民生的考虑，也有加强皇权的考虑。反腐是一种权力，它可以重新划分官僚版图，清算政治异己，还可震慑多数官员，令其不得不俯首帖耳，惟帝王之命是从。

雍正集权的最后一个手段，则是借文字狱以统一思想。

年羹尧案牵出汪景祺、钱名世两桩文字狱案。汪景祺是个颓废草根文人，有点像现在的网络水军，大写肉麻诗赞美年羹尧，结果获罪。翰林院编修钱名世则是体制内的公知大V，也因为与年羹尧过从甚密而获罪。雍正砍了汪景祺的脑袋悬在市内，却饶了钱名世一命，只是号召400多名京官写诗骂钱名世，开展大批判运动。

隆科多案牵出礼部侍郎查嗣庭文字狱案，是要在高级官员中统一思想，教训他们必须站好队、跟对人。瓦解科甲党人又牵出监察御史谢济世文字狱案，则是要在文教与组织系统内整风。工部主事陆生柟《通鉴论》文字狱案，雍正更亲自上阵，写了4万多字的上谕，对前者的观点一一批驳。这种手法，雍正在日后的生员曾静、张熙文字狱案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亲制的《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学宫，要天下士人都学习“雍正精神”，不得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

尽管极权在握，雍正的13年统治生涯，却未必是快乐的。他与兄弟斗、与权臣斗、与整个官僚系统斗、与天下士人斗，似乎无往而不利，所向披靡，到最后却郁郁寡欢、寄情密宗，晚年只有在丹药中寻找慰藉，并极可能因此而殒命。“王者是一条孤独的不归路”，谁说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