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 财新 《新世纪》2014 年第 47 期
TD-SCDMA 网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一张 3G（第三代移动通信） 网络。
财新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随着 4G 时代的到来，中国移动将不再追加 TD-SCDMA 的新建投资。TD-SCDMA 网络未来的目标是维护以保持网络稳定，逐步将过去发展的 TD-SCDMA 用户过渡到 4G（第四代移动通信） 网络上。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TD-SCDMA 网络将走向自然衰亡。上距 2009 年 1 月 3G 牌照发放，TD-SCDMA 网络从 2 万个基站开始踏上商用之路，不过短短五年。
实际上，早在中国移动一年前上马 4G 时明确将 4G 的语音服务回落到 2G（第二代移动通信） 网而不是 3G 网时，TD-SCDMA 就已被放弃了。
或者说，在更早以前的 2009 年，当中国移动受命组建 TD-SCDMA 网时，便明确这张网只是一张过渡网络，要求制造商在组网时必须兼容 TD-LTE（第四代移动通信的两大标准之一，另一标准为 LTE FDD），TD-SCDMA 的命运就早已注定。
这是一张举全国之力打造的 3G 网。尽管运营商被迫为之，多年来花在 TD-SCDMA 网络上的投资仍然不菲。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截至 2014 年底，TD-SCDMA 网络建设累计投资超过 1880 亿元。加上中国移动投入的终端补贴、营销资源，保守估计投入远远超过 2000 亿元。
“现在，TD-SCDMA 网络的利用率约 30%。随着 TD-SCDMA 用户转向 4G，这笔巨大的投资永远收不回来了。” 野村证券副总裁黄乐平对财新记者说。
TD-SCDMA 曾经赖以立足的 “自主知识产权”，如今很清楚是一个被夸大的神话。中国一家知名设备厂商负责专利研究的中层告诉财新记者，有没有 TD-SCDMA 都不影响中国企业的专利实力。一是在其他两大国际 3G 标准里面，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已经拥有核心专利，如华为在 WCDMA 领域拥有的专利超过 6%，在 LTE 里拥有的专利达到 15%，中兴在 LTE 里的专利也有 13%；二是在一个国外无人使用的技术里，拥有再多的专利又有什么用？何况，中国企业在 TD-SCDMA 里拥有的核心专利，业界主流的看法是只有百分之十几，并不比中国企业在 WCDMA 及 LTE 里拥有的专利多。
“你不能因为在通用跑道上起步比别人晚，就以为不能追赶，转而自己去挖一条跑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挖的跑道最终还是拐到通用跑道上去了。” 拥有 30 多年电信从业经验并曾在中国知名电信制造商担任高层的一位加拿大电信专家说，“中国的 TD-SCDMA 实际上是把中国的电信企业引上了一条背离主流技术的路，等于是花中国移动的钱，在错误的技术方向上，培养了一批无法跟上国际主流技术的企业。”
中国标准横空出世
一位早期曾经积极为 TD-SCDMA 奔走的电信老专家，几年前就开始后悔。他说：“我没想到 TD-SCDMA 最后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会要求运营商只能上 TD-SCDMA。我们的初衷不是这样。”
他仍然认同当年支持 TD-SCDMA 成为国际 3G 标准。“在当时，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他认为，2G 时代，中国只是看懂和学会使用别人制定的标准，后来中国整个电信产业界都希望能真正参与 3G 标准制定，搞懂游戏规则，同时为中国企业赢来一点话语权。
这位专家回忆：“世界无线电大会给 3G 分配的频率有 FDD 和 TDD 两种。GSM/WCDMA 都是 FDD 频率，国外厂商在 FDD 上耕耘了几十年，中国厂商包括华为、中兴都是刚刚起步，根本没法竞争。而国外厂商关注 TDD 比较少，我们认为，中国在 TDD 领域提自己的标准，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等成功之后，再慢慢深入到更多领域，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实力。”
一开始，中国人曾经尝试在 WCDMA 中增加话语权。其时，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ETSI） 宣布采用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制定 3G 标准，特别是欢迎中国、日本、韩国加入。中国于是成立了 3G 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由李金清、李默芳、曹淑敏、沈少艾等电信专家组成，参与欧洲 3G 标准的评估。他们参加了欧洲标准组织在西班牙举行的 3G 标准讨论大会，当时倾向于支持 WCDMA。他们也希望将自己的技术融入欧洲的 WCDMA 技术标准里，还曾专门邀请欧洲标准组织来到中国，组织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的电信专家们与他们讨论。
“我们想着通过指出别人的 WCDMA 存在缺陷，趁机把自己的专利加进去，结果中国的几个专家一说话就被人家驳了回来。他们提的问题别人早就考虑到了，每个参数都有理有据，连怎么来的都说得清清楚楚。” 一位参与标准制定工作的专家感叹，“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转向 TD-SCDMA 的过程来得突然。1998 年 6 月 29 日，国际电信联盟 （ITU） 规定的提交 3G 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以 “CATT”（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的名义提交了 TD-SCDMA 标准提案。而中国是在 1998 年初，才由时任国家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在一个内部会中提出，要提出中国自己的标准。之后周寰找到当时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技术带头人李世鹤，请他主持，给定三个月拿出提案。
如果追根溯源，仓促上马的 TD-SCDMA 源自西门子的 TD-CDMA 技术。当时，西门子的这一方案因技术上过于繁复，在欧洲标准组织关于 3G 标准的竞争中已经败给了爱立信、诺基亚等支持的 WCDMA 标准。用一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的说法，在西门子研究部参与 3G 研发的李万林的推荐下，西门子决定用这一技术与中国人合作，由中国人来提出新的 3G 标准。“TD-SCDMA 里面真正中国人研发的专利主要就是智能天线。” 上述电信权威人士说，按照李万林当年的说法，邮科院的智能天线及相关技术正好解决了一些西门子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智能天线在新标准里的作用在当时就有争议。长期担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的李默芳曾在欧洲标准组织介绍 TD-SCDMA 的智能天线有优势，遭到一位外国专家的反驳：“天线技术可支撑任何无线传输技术，如果一个系统过分依赖天线，说明这个技术或许有缺陷。” 李默芳当时无言以对，只能强硬表示中国的运营商要使用这个技术，希望纳入国际标准。据与会人士透露，在整场讨论中，焦点都集中在 FDD 的 3G 标准讨论上，围绕 WCDMA、CDMA2000 的标准融合成为争论最热烈的议题，而对 TD-SCDMA 的讨论比较冷清。在频谱的划分上，TD 一直就处于辅助地位。
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不久改制成为大唐集团。“大唐集团在各个场合都强调 TD-SCDMA 是中国主导的标准。但国际标准实际上是 ‘有你、有我、也有他’，即便提交了提案，还需要各个成员共同讨论形成真正的标准。大唐既然说是中国自己的标准，那你就自己做去吧。” 上述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家直言，“很长一段时间，TD-SCDMA 提案几乎无人理睬，没人将这个提案转化为标准。”
直到 1999 年国庆前夕，大唐集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李军找到时任中国移动技术部总负责人的李默芳，让李默芳连夜奔赴德国参加运营商融合工作小组 （OHG） 大会，请 OHG 发函给国际标准组织，才真正启动 TD-SCDMA 由提案向标准转变的工作。
2000 年 5 月，在国家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的强硬表态支持下，ITU（国际电信联盟） 正式宣布将中国提交的 TD-SCDMA，与欧洲主导的 WCDMA、美国主导的 CDMA2000 并列为三大 3G 国际标准。对 TD-SCDMA 的出炉，国外厂商反应冷淡，甚至有设备商称 “我们有能力做 TD-SCDMA，但我们不会做”。
大唐很快将 TD-SCDMA 冠以 “自主知识产权” 之名，中国标准由此名扬四方。
大唐的煎熬与转机
TD-SCDMA 确定了 3G 国际标准的地位之后，大唐集团并不满足其仅仅作为一个纸面的学术标准存在，而是全力以赴推动其成为一个实际的产业标准。
大唐将未来都押在 TD-SCDMA 上。2001 年 9 月，时任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决定，集中大唐集团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术开发与产品制造的各类主要资源，组建大唐移动，全力以赴开发 TD-SCDMA 技术及其产品。这意味着大唐集团改变了 WCDMA/CDMA2000/TD-SCDMA 三大标准同时研发的策略，一心一意扑向并不成熟的 TD-SCDMA。一旦 TD-SCDMA 失败，大唐集团将无法像它的竞争对手那样在其他 3G 技术上腾挪。
2002 年 2 月，大唐移动成立，从一开始就面临资金匮乏。在原大唐移动总裁唐如安看来，2002 年-2004 年间，大唐移动实际的资金用量不算大，“每年大概人民币 1 亿多到 3 亿多”。但大唐移动自身盘子很小，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现金只有 8000 多万元，依靠自有财力无法支撑 TD-SCDMA 的研发。
为了融资，大唐移动几乎接触了在中国的所有一流投行，最后只与上海贝尔达成协议。2004 年 11 月，上海贝尔向大唐移动注资 1.5 亿元获得 3% 的股份，另外投资 1 亿元用于 TD-SCDMA 的研发。同时，上海贝尔向大唐移动开放—条生产线，用于 TD-SCDMA 基站的生产。这笔资金缓解了大唐移动的燃眉之急，但相较于其他设备商在 WCDMA、CDMA2000 上动辄几十亿元的研发经费，实在是少得可怜。
截至 2007 年底，大唐移动在 TD-SCDMA 上累计投入约 20 多亿元，其中约 60% 是银行贷款，约 40% 来自国家项目资金、技术有偿转让、专利许可授权等。
一边是大唐移动孤注一掷投资 TD-SCDMA，一边却是迟迟不见启动的 TD-SCDMA 市场。
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始终坚持市场为主、技术中立的态度。他曾在 2000 年 12 月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TD-SCDMA 虽然被列为国际 3G 通信标准，但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中国的 3G 通信标准。3G 什么时候上，以哪种方式上，最终还是要看需求，看市场，看应用。他还回顾了早期中国移动通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第一代移动通信，也就是大哥大时代，中国采用欧洲的技术、美国的频段，非驴非马，结果没有规模经济性，设备昂贵，还不能漫游；到了 2G 时代，中国采用了 “原汁原味” 的 GSM 技术，才创造了当时移动通信大发展的好局面。他的接任者王旭东对于发展 TD-SCDMA 也心存犹豫，觉得技术和时机并不成熟。
当时运营商也不太买 TD-SCDMA 的账。“没有运营商想要 TD-SCDMA，因为大家都知道 TD-SCDMA 不成熟，若混合组网还好，独立组网谁做谁亏。” 一位运营商资深人士描述，“TD-SCDMA 就像个不讨喜的皮球，被运营商踢来踢去。”
大唐集团心急如焚。原大唐电信集团总工程师李世鹤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过当时的窘境：为了 TD-SCDMA，没钱的时候把大院里的楼、地都抵押出去了。“如果那时垮下来，整个研究院、房子、地都没有了。”
大唐集团必须推动 TD-SCDMA 尽快商用。在它的游说之下，信产部划分了 155M 频率给 TD-SCDMA，并与发改委、科技部一起支持 TD-SCDMA 产业联盟成立，2004 年还耗资 7.08 亿元启动 TD-SCDMA 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在前述电信业权威人士看来，在这个阶段，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对于 TD-SCDMA 虽然给予了必要的支持，但还保持克制，并没有将整个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都押进去。
不过，这样的支持不足以使已经在商业化进程中落后的 TD-SCDMA 被运营商接纳。最终将发展 TD-SCDMA 推进为国家意志的，是 2005 年的一封信。据知情人士透露，周寰找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重量级科学家，请他们联名上书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中国 “自主创新” 的 TD-SCDMA。
信的后续影响极大。在当时举国提倡自主创新的氛围里，国内三大科研机构的领导联名上书，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高层批示：此事重大，关系到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这被解读为中国要 “举全国之力” 做好 TD-SCDMA。唐如安曾在回忆文章中直言不讳，称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TD 才获得了真正的出路。
2006 年 1 月，新世纪的首次全国科技大会召开，TD-SCDMA 与神州五号载人飞船、水稻超高产育种等一起，被列为 “十五” 期间自主创新取得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就。
之后不到两个星期，TD-SCDMA 被明确定为中国 3G 通信标准。再接下来开展规模试验、划拨研发基金、进行友好用户体验等，TD-SCDMA 的商用化进程明显加快。
“整个氛围都变了，一般会上很少听到不同意见，都是讲 TD-SCDMA 可以独立组网，都是讲 TD-SCDMA 的好。一次部里召开会议讨论 TD-SCDMA，李默芳提了不同意见，认为 TD-SCDMA 本身就不是最先进的，不可能成为 3G 的主导，后来就看不到她来参会了。” 一位电信业内专家回忆称。
李默芳从 TD 的早期支持者转而反对独立组网是有原因的。据中国移动内部人士透露，2005 年大唐做验证 TD-SCDMA 的独立组网实验，专家组考察时，一开始网络没接通，后来大唐重新鼓捣了很久才接通网络，但中国移动后来了解到，那只是临时性接通了，“做个样子”。
2006 年 3 月，中国移动宣布李默芳因年龄到点退休。业内不少人认为她是因为反对 TD-SCDMA 独立组网而 “被退休”。几乎与此同时，TD-SCDMA 在厦门、保定、青岛三市开始规模试验，真正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
前述电信业内权威人士透露，当年三院士的信由周寰起草，但后来其中一位听电信业内人士详细讲解后感觉不妥，曾希望有懂行的人再写信递上去，并且从此表态转为谨慎。
中国移动逼上梁山
从外场试验到规模试验，运营商对于 TD-SCDMA 在商用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已了如指掌。尽管高层已表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在左躲右闪，希望避免发展 TD 的任务最终落在自己头上。
2005 年，时任中国移动总经理王建宙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希望中国移动在切入 3G 的时候直接从现有最好的技术入手。” 之后，他更明确中国移动要用更高速的 HSPDA 技术支持 2008 年的奥运会，这是 WCDMA 的向上演进技术。在此之前，中国移动的领导班子就达成了一致：在 FDD 频段，中国移动由 GSM 平滑演进到 WCDMA；在 TDD 频段，采用 TD-SCDMA，以满足高密度地区的覆盖。
这是一个以 WCDMA 为主的混合组网的设计。在 2008 年之前，中国移动从未想过自己将来只有 TD-SCDMA 这一张牌。2005 年前后，包括中国移动在内，三家运营商都曾在全国多个城市抢建 WCDMA 试验网，意欲生米煮成熟饭，搭上 WCDMA 的快船。
最短命的 3G 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李进良接受公开采访时称，2005 年，全国有 30 多个城市建了 80 多个 WCDMA 网，有上千个基站。在 TD 的支持者看来，TD 即将胎死腹中。李进良也是上书者之一，恳请国家立刻制止这种违规行为。国务院因此批复要求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调查，电信运营商违规建设的 WCDMA 网络很快被拆除。中国移动只能将自己在广州、深圳、厦门等地搭建的 WCDMA 网络改造成 TD-SCDMA 网络。
将中国移动绑上只能上 TD-SCDMA 这条船的推手是大唐集团。
“大唐担心运营商同时有两张 3G 牌照，会优先发展更成熟、具有更大经济规模效益的 WCDMA 或 CDMA2000，TD-SCDMA 会被边缘化，因此明确要求给运营商发一个 ‘干净的牌照’。” 前述曾在大型电信制造商任职高层的知情人士说。
2008 年 4 月，前国务院参事郎志正联合了另外两名参事再次上书，明确建议由中国移动来做 TD-SCDMA，理由是中国移动有用户优势、有充足的资金且是国际品牌。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示。
最终，中国移动被钉在了 TD-SCDMA 上。2008 年 5 月 5 日，工信部召集三大运营商开会，要求 “TD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随后的 5 月 8 日，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表态：中国移动将发展 TD-SCDMA 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至此，中国移动接盘 TD-SCDMA 大局已定。
2009 年 1 月 7 日下午，工信部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内部发牌仪式，将 TD-SCDMA 给了中国移动，与此同时，中国联通获得 WCDMA 牌照、中国电信获得 CDMA2000 牌照。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当时曾问中国电信科技委的一个负责人没拿到 WCDMA 感觉如何。这位人士坦言，只要 TD-SCDMA 没落到电信手里，就是赚了。
一名中国移动前高层向财新记者透露，TD-SCDMA 的技术到底怎么样，工信部心里有数。只发一张 TD-SCDMA 牌，且发给中国移动，工信部实际上有平衡三大运营商的考虑。当时，还在信产部任副部长的奚国华在中国移动的年度大会上曾直言：让中国移动一家独大是政府的失职。对主管官员而言，让中移动发展商业化落后的 TD-SCDMA 可谓一举多得，一来对上面有交代，二来可平衡产业格局。牺牲的只有中国移动的正常发展。
对中国移动，2009 年是一个转折。财报显示，2008 年上半年，中国移动净利润为 548 亿元，同比大增 44.7%，而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电信净利润分别为 44.2 亿元、58.77 亿元、126.3 亿元，合计起来刚达到中国移动的一半。拿到 TD-SCDMA 牌照的 2009 年，中国移动实现营业收入 4521.03 亿元，同比增 9.8%；净利润 1151.66 亿元，同比仅增长 2.3%。
业内人士都心知肚明，中国移动拿到一手烂牌。中国移动获得 TD-SCDMA 牌照之际，中国的 TD-SCDMA 仅有 2 万多个基站，还算不上一张完整的 3G 网络，用户总数不到 42 万，且国际上找不到任何盟友。与之相较，同为 3G 国际标准的 WCDMA 已经非常成熟。2008 年底，全球 WCDMA 商用网络已经有 254 个，其中超过 90% 的 WCDMA 网络升级到 HSPA。全球 WCDMA/HSPA 用户为 2.87 亿，预计 2013 年将超过 18 亿。
从 2009 年到 2013 年，面对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猛烈进攻，中国移动几无还手之力。
曾经作为优势的智能天线在组网时成了麻烦。一位参与网络建设的技术人员对财新记者直言：“TD-SCDMA 天线像门板，特别大，装在屋顶上，一刮风都快要把屋顶掀翻了。” 中国移动不得不组织各大设备商进行技术攻关，改进天线、传输等各方面的问题。
面向用户，中国移动也拿不出像样的终端。相较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开售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的成熟终端，中国移动一开始只能卖大唐、新邮通研发的低端机。中国移动不得不每年拿出数百亿元补贴终端，用于推动 TD-SCDMA 终端产业链的成熟。
但是，由于高通不愿生产 TD-SCDMA 芯片，中国移动迟迟不能获得苹果的青睐，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的竞争对手大打 “苹果” 牌，硬生生抢走自己的高端用户。
最难的还是网速上不去。3G 相对 2G 的优势就是数据传输速度。“无论是网络建设，还是终端，只要砸钱进去，给予一定时间，最终问题都会解决。但 TD-SCDMA 的技术本源决定了它的低速率，再怎么优化也赶不上其他的 3G 标准。” 一名曾主管中国移动技术部的高层称。在中国移动的努力之下，TD-SCDMA 网络经过了多轮优化，终端也由初期的种类极少变得丰富多样。但它的速率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 1 兆/秒。至 2013 年，中国联通的 WCDMA 下载速度普遍可达 21 兆/秒，未来可向 42 兆/秒、84 兆/秒演进；中国电信的 CDMA2000 普遍达到 3.1 兆/秒，未来可向 9.3 兆/秒演进；但中国移动的 TD-SCDMA 只能达到 2.8 兆/秒，即便未来演进也只能达到 3 兆-4 兆/秒。
先天不足，中国移动只能一边继续砸钱建设和优化 TD-SCDMA 网络，一边眼睁睁看着市场份额不断下滑。在 3G 刚开始商用的 2009 年，中国移动的用户数为 5.22 亿，在全国 7.25 亿移动用户中占比达 72%，其次为中国联通，占比 20%，刚刚运营 CDMA 网络的中国电信占比为 8%。2013 年 11 月，4G 商用之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移动用户占比分别为 62.2%、 22.7%、 15.1%。
回归主流的 TDD LTE
从拿到 TD-SCDMA 这张牌开始，中国移动就在寻找出路。在内部，中国移动明确 TD-SCDMA 只是一个过渡网。
一位在电信行业地位很高的权威人士很早就建议中国移动与其投 TD，不如尽早关注 LTE（Long Term Evoluation，长期演进技术，为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标准之一）。在他看来，2G 时代的技术有两种：GSM 和 CDMA；到 3G，分别演化为 WCDMA、CDMA2000；再往上走，都会走到 LTE 那条路上去。
国际标准组织 3GPP 关于 LTE（4G） 标准的研究是从 2005 年初开始的。2007 年 11 月，3GPP 接受了中国移动联合 27 家公司提出的 TDD LTE 帧结构方案。前述电信制造商的前高层告诉财新记者，当时，国际上提的 4G 备选标准有 Wimax、LTE，LTE 又包括全球标准化组织提出的 FDD LTE、TDD-LTE 以及大唐提出的中国 TDD-LTE。“中国移动非常清楚地知道，若再按照大唐的方式搞那套中国的 TDD LTE 标准，中国移动的 4G 将沦落到 3G 同样的地步，于是中国移动积极斡旋，一方面劝大唐放弃一些自有标准，尽量与欧洲标准同步，一方面以中国移动的巨大市场说服爱立信，让爱立信带动其他设备商接受大唐在 TD 方面的坚持。最后，形成了一个融合的 TDD-LTE 标准，里面保留了大唐提出的帧结构，其他多与 LTE FDD 一致。在中国，TDD LTE 标准被叫做 ‘TD-LTE’。这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中国移动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这位专家称。
2008 年 2 月，在 TD-LTE 标准达成一致之后，中国移动宣布加入英国沃达丰及美国 Verizon 的联盟，共同研究 LTE 4G 技术，包括 TD-LTE、 LTE FDD。随后，王建宙在业绩发布会上强调中国移动要密切关注 LTE 网络演进技术，并宣布 TD-LTE 正由信产部电信研究院牵头，以大唐、中兴、普天、展讯等厂商为核心加紧研发。
整个 TD-SCDMA 产业链都沉默地支持了中国移动的 4G 决策。TD 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对财新记者介绍，TD 产业联盟从 2008 年开始要求 TD-SCDMA 基站要兼容 TD-LTE，基本上 2009 年开始建网的产品都是同时支持 TD-SCDMA 和 TD-LTE 的。至于 2008 年为支持奥运会在十个城市建设的 TD-SCDMA 网络，因为是 2007 年生产的基站，只支持 TD-SCDMA，这批基站后来被替换掉。
“中国移动实际上在投资 TD-SCDMA 的同时就在为 TD-LTE 做准备。一旦上马 TD-LTE，不仅可以与 TD-SCDMA 共用核心网，还可以共用射频天线、基站、基站架构和站址。” 前述电信制造商的前高层解释说。
2010 年底，TD-SCDMA 网络商用不到两年，在中国移动推动下，工信部批复了 TD-LTE 工作小组提交的 《TD-LTE 规模技术试验总体方案》。“当时，中国移动已骑虎难下，一是分配的 TDD 频谱没法做 FDD LTE， 二是如果当时申请 FDD LTE，不是打 TD-SCDMA 的脸吗？工信部也不会同意。” 上述高层坦言。
TD-LTE 规模技术试验启动之后，王建宙在多个场合表示 2011 年将是 TD-LTE 的商用元年，并通过邀请工信部、发改委领导去试点城市体验 TD-LTE 等方式强力推进 TD-LTE 发牌进程。“TD-SCDMA 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 TD-LTE 这么快起来，它们也在千方百计尽量延缓 TD-LTE 发牌。在双方的拉锯战中，直到 2013 年 12 月，工信部才下定决心发放 4G 牌照。” 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分析。
同样是考虑到 TD-SCDMA 产业链的利益，工信部给三大运营商都发了 TD-LTE 牌照。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叫苦不迭，却宁愿等 LTE FDD 牌照，也不愿大规模建设 TD-LTE 网络。无奈之下，工信部在 2014 年 6 月批准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开展混合组网实验。对于中国移动，工信部坚持不许其进行 LTE FDD 试验。
一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LTE FDD 与 TD-LTE 的内核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射频部分，就像一间屋子有两个门，LTE FDD 门大一点，TD-LTE 是小门，但从门里走进去之后看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LTE FDD 是全球运营商普遍采用的技术。GSA 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12 月，全球共有 93 个国家商用 244 张 LTE 网络，包括 219 个 LTE FDD 网络和 25 个 TD-LTE 网络，其中有 12 个 FDD/TDD 双模网络。
“走到 TD-LTE，中国移动就算从 TD-SCDMA 里面走出来了。一旦 LTE FDD 的门打开，中国移动完全可以走大门，与全球融为一体。不像 TD-SCDMA，就算走到了屋子里，里面的操作也和别人不一样。” 上述电信业权威人士说。
提前上 4G
2013 年 12 月，工信部发放 4G 牌照之际，中国的 3G 用户渗透率刚刚达到 34.1%。“在海外，一般都是 3G 用户渗透率超过 50% 之后，运营商才开始真正商用 4G。中国从 3G 到 4G 的发展路径很有中国特色。” 前述电信制造商的前高层介绍说，“欧洲现在仍是以 3G 为主。”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 TD-SCDMA。到了 2013 年，中国移动受 TD-SCDMA 之累的情势已很明显，为了平衡产业格局，中国只得提前上 4G。“因为等待 TD-SCDMA 成熟，中国错过了 2003 年发放 3G 牌照的最佳时机，没有与全球走在同一时间点上。而 2009 年，中国硬要 TD-SCDMA 独立组网，为了改变由技术劣势影响而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下降，中国移动只能迅速推动 TD-LTE 标准和市场的成熟，用 4G 弥补 TD-SCDMA 的不足。这也导致了中国 4G 的时间表提前。” 前述制造商高层感叹。
为尽快上马 4G，中国移动的 TD-LTE 基站建设规模从 2012 年的 2 万个迅速增加到 2013 年的 20 万个，再到 2014 年的 70 万个，远远超过多年来 TD-SCDMA 基站的总和。
中国移动还为 4G 选择了过渡性的语音方案。实际上，无论是 TD-LTE 还是 FDD LTE，4G 都是为数据传输而设计，都需要额外寻找语音解决方案。通常的解决方案有三种，一是 VoLTE，即在 LTE 网络上增加一层系统，语音、数据都由 LTE 网络控制。该方案有利于提升客户语音感知，但对 LTE 网络的连续覆盖要求高、所需时间比较长，被业内普遍认为是终极解决方案；第二种是 CSFB（Circuit Switched Fallback，下称回落方案），即上网时待在 LTE 网络上，打电话则从 LTE 网络切换到相应的承载语音的网络；第三种是双待机方案，通过终端里面的两套通信系统同时待在设定的数据、语音两张网络上。CSFB 和双待机都被称为过渡方案。
少有运营商一步到位走到了 VoLTE 方案。在实行规模组网之前，全球多数运营商选择使用回落方案来解决 4G 的语音服务。
在回落方案的选择上，因为多数运营商一般 4G 采用 FDD LTE 制式，3G 采用 WCDMA/CDMA2000 制式，直接由 FDD LTE 回落到 WCDMA/CDMA2000，能保证同时打电话、上网，还能很好地解决国际漫游、时延等问题。
中国移动的 3G 采用的是 TD-SCDMA 技术，在全球没有任何参照。为了给用户更好体验，中国移动反复讨论解决方案：若从 TD-LTE 回落 TD-SCDMA，用户可以同时打电话、上网，但是受制于网络性能和网络覆盖问题 （特别是在室内深度覆盖），用户打电话的体验可能会更不稳定，且 3G 覆盖不到的地方要再从 3G 回落到 2G，时延过长，甚至有可能中途断掉，而且一旦到了国外就没法漫游；若回落到 2G，用户的通话时延可以减少，但没法同步打电话、上网。
最好的语音解决方案自然是 VoLTE。不过，VoLTE 要 2015 年上半年才开始商用，中国移动 2013 年 12 月甫一发牌就推出了 4G 业务，根本等不及。中国移动最终选择了回落和双待机两种方案。
至于回落到 3G 还是 2G，中国移动最终选择回落到 2G 网络上。“一是考虑到 2G 网络的覆盖比较好，二是从用户角度出发，打通电话是硬需求，用户打不通电话的体验要比不能同时打电话、上网严重得多。” 中国移动内部人士介绍。
由 TD-LTE 回落到 GSM，中国移动少有借鉴。为了让 4G 能尽快商用，中国移动只能争分夺秒地摸索解决办法。目前，使用中国移动 4G 手机打电话的时延缩减到 6-7 秒的常规水平，打完电话可在 1-2 秒内瞬间返回 4G 网络。当然，对用户而言，想用 4G 同时上网和打电话，暂时还是不可能的。
TD-SCDMA 曾带来的负能量现在转化成中国移动手里的筹码。从产业链层面，国际主要设备商都没有在 TD-SCDMA 方面投入过多研发，反而对 TD-LTE 投资巨大，譬如爱立信 2005 年即启动了 TD-LTE 研发工程项目，分别在瑞典、加拿大、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投资规模是 “非常非常大”； 诺西仅在杭州设立研发中心和全球首个 TD-LTE 开放实验室，研发投入就高达数十亿元。它们希望 TD-LTE 能尽快商用，无形中给工信部压力。
从全球技术进程来看，LTE FDD 的强势铺开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尽快上 4G 的决心。诺西中国区市场总监张健告诉财新记者，一般来说，在通信行业，技术差距在一年左右可以弥补，但如果差距拉长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技术引导的产业可能就处于从属地位，主流运营厂商只会跟进，不会将其作为重点。
美国运营商 Verizon 自 2010 年开始商用 LTE FDD，之后不断有运营商跟进 LTE FDD 网络。中国如果不愿意让 TD-LTE 成为边缘化的技术，应该尽快发 4G 牌。
2013 月 12 月，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发放了 TD-LTE 4G 牌照。出于保护 TD-LTE 产业发展考虑，工信部没有发放 LTE FDD 牌照。这等于给了中国移动抢跑 4G 的机会。
失去的机会
在中国移动商用 4G 时，TD-SCDMA 网络已经初具规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年底，TD-SCDMA 基站数达到 50 万个，全面覆盖所有城市及乡镇。野村证券统计，仅网络建设，中国移动在这张 TD-SCDMA 网络上耗资超过 1880 亿元。
TD-SCDMA 借着 “自主知识产权” 之名实现了大规模组网，但在电信业内，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与对于提升中国企业在电信制造领域的专利实力并无多大作用。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TD-SCDMA 并不是中国自己研发出来的标准。一位曾见证过大唐、西门子合作的权威人士对财新记者说，TD-SCDMA 实际上是西门子和大唐一起搞出来的，大唐最重要的贡献是智能天线，系统主要用的是西门子的。
另一名参与标准制定的老专家认为，在 TD-SCDMA 里面，大唐拥有一些核心专利，但绝对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多。
关于 TD-SCDMA 的专利，目前并没有一个业界公认的权威统计，主要原因是应用太少，企业认为统计没有意义。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早年曾经做过一个 TD-SCDMA 专利的统计，结论是大唐的专利占比为 7.3%，中国企业的专利占比大概是 20%。不过，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没正式公布过统计结果，大唐也不认可这个统计结果。周寰坚持认为，3G 三大标准的真正区别在接入网上。在接入网上，TD-SCDMA 无线方面的专利 90% 都掌握在 TD-SCDMA 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 70%。
TD-SCDMA
运营商
“可以确定的是，在 TD-SCDMA 从提案变成标准的过程中，爱立信、西门子、摩托罗拉、北电等国外企业都参与了讨论，虽然他们并没有开发 TD-SCDMA 产品的计划，却在 TD-SCDMA 技术标准中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专利，主要是用于防御。” 前述电信制造商的前高层称。业内人士多估计，中国在 TD-SCDMA 上的专利为百分之十几。
也是因为执着于中国专利，TD-SCDMA 错失了成为真正国际标准、全球使用的机会。在李默芳最初的设想中，世界无线电大会给 3G 分配的频率包括 FDD 和 TDD，作为 TDD 频率的 3G 标准只有中国提交的 TD-SCDMA，TD-SCDMA 有望成为真正的全球标准。
“若 3G 早点发牌，在 FDD 频率，中国的运营商可以根据既有的 2G 技术自主选择 3G 标准；在 TDD 频率，中国的运营商全部都用 TD-SCDMA。” 上述电信专家设想，等中国用好了 TD-SCDMA，再让全球都跟着用，不是不可能，“但可惜的是，中国直到 2009 年才发放 3G 牌照，还是以 TD-SCDMA 独立组网的形式，国外运营商压根就没兴趣了。”
TD-SCDMA 至今只有中国使用，若不进行专利共享，很难吸引设备商尤其是国际通信厂商参与到 TD-SCDMA 产业链里来。如此一来，TD-SCDMA 既收不到专利费，又没法进行市场防御，已经失去了影响市场的意义。
之后，TD-SCDMA 也未能帮助中国企业在 LTE 里获得更多话语权。“从技术角度，TD-SCDMA 与 TD-LTE 的连续性不大，只能在 5% 的 TDD 标准里占到 10% 左右。” 一位电信设备商专利研究人员称。
但是，杨骅对财新记者表示，从技术标准的角度，从 TD-SCDMA 到 TD-LTE 有接近 10% 的技术继承性。
“现在，海外运营商正在试验载波聚合技术，试图用 FDD 频率聚合 TDD 频率。一旦成熟，中国当时推的 TDD 核心专利就彻底无用武之地了。” 前述参与标准制定的老专家呼吁，“中国应该赶紧推 TDD 聚合 FDD 的技术，譬如中国移动可以用 TD-LTE 融合 LTE FDD，以便在未来的标准之争里占一席之地。”
一边是中国通过力推 TD-SCDMA 标准获得的专利面临 “架空” 的危机，一边却是华为等设备商在主流技术里的专利实力不断增强。
数据显示，华为在无线通信领域国际标准中拥有 2370 件次基本专利；LTE/EPC 领域已经在 ETSI 上声明 1099 件基本专利，占全球该领域的 15%。紧密跟进主流技术的华为，在 2003 年 12 月建成了第一个正式投入商用的 WCDMA 网络，至 2008 年中国的 TD-SCDMA 商用前夕，已在国外斩获 100 个 WCDMA 商用合同，如今更是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
前述电信业内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 TD-SCDMA 里的专利大约是百分之十几，主要集中在智能天线部分，其他专利都在国外厂商手中。现在看华为、中兴，它们在 WCDMA/CDMA2000 以及 LTE 都有很多专利，与 TD-SCDMA 也差不多。他反问：“中国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到底是支持什么呢？我们应该在同样的赛道上与别人竞争，而不是一看竞争压力大就自己另外画一条跑道。”
复杂后遗症
截至 2014 年 10 月，中国移动公布的 3G 用户数达到 2.43 亿，在全国 4.82 亿的 3G 用户总盘子里占比超过 50%。这一数字看似庞大，实则掺杂水分。
在中国移动的统计中，凡是使用 TD-SCDMA 终端就算作 3G 用户，包括早期发展的 TD-SCDMA 无线座机用户。实际上，所谓的 2.43 亿用户中，很大一部分是冲着中国移动丰厚的补贴购买了终端，却很少使用 3G 服务，是 “拿着 3G 手机做着 2G 的事”，并没有给中国移动带来收入的增加。
TD-SCDMA 网络的利用率一直不高。中国移动 CEO 李跃曾在出席 2011 年度业绩会时坦言：中移动的 3G 网络 2010 年利用率为 9.9%，2011 年已升至 13.8%，2012 年的目标希望增至超过 15%。
在移动互联网启动的黄金时期，TD-SCDMA 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使用，这是中国移动最大的痛。一个更明显的对比是：直到 2014 年 10 月底，已经发展五年多、拥有 2.43 亿用户的 TD-SCDMA 网络数据流量占比还只有 23% 左右，而刚刚发展不到一年、拥有 5000 多万用户的 TD-LTE 网络数据流量占比达到 39%。
“曾经，中国移动某个地区的 TD-SCDMA 网络出了问题，坏了一个月也没有人发现。” 中国移动的一家设备供应商内部人士说。
现在，TD-SCDMA 网络的作用已经不多：主要是在 4G 网络未覆盖的地方提供网络数据服务，随着中国移动的 3G 用户升级或离开，它将自然消亡。
中国移动正全力以赴投入 4G。统计显示，今年 6 月，中国移动的 4G 用户突破 1394.3 万，之后以每月千万量级的规模疯长，至今年 10 月突破 5000 万。而达到同样的用户规模，2G 时代用了 5 年，3G 时代用了 3 年。
与此同时，受 4G 网络条件和优惠政策影响，驻留在 TD-SCDMA 网络的用户已经开始转向 4G。今年 10 月，中国移动 3G 用户总数为 2.43 亿户，较上月下降 157.1 万户，为中国移动推出 3G 业务以来的首次下降。
TD-SCDMA 作为数据承载网络的功能也受到挑战。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底，中国移动的 4G 网络承载了约 39% 的数据流量，超过 2G/3G 网络成为数据流量的主导；其次是 2G 网络承载了约 38% 的数据流量。TD-SCDMA 承载的数据流量占比只有 23%。
中国移动已经调整了过去 “四网协同” 的网络策略。一位中国移动中层向财新记者透露，未来，中国移动将把更多投资放在打造一张 4G 精品网络上，通过对 4G 网络的不断扩容和优化提升网络质量。他介绍说，在 VoLTE 成熟之前，4G 的语音需要 2G 网络来承载，因此中国移动对 2G 网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有少量投资，主要是用于 “补盲点”，目标是为了保语音。至于 TD-SCDMA 网络，则维持稳定，不再新增建设投资。
除了不可能收回的投资，TD-SCDMA 网络给中国移动留下的还有一堆烂摊子。
TD-SCDMA 网络上驻留了上亿的用户，现在中国移动不能贸然清网，只能等待用户自然退网，这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移动需要维持 2G/3G/4G 三张网络并存的局面。网络复杂度高，网络之间如何协同、切换都给中国移动带来更大挑战。
“国外运营商很少长期同时运营三张网络，一般是 2G/3G 并存。4G 到来之后，由于 3G 承接了大量的 2G 用户，可以选择清退 2G 网络，让 3G/4G 并存。TD-SCDMA 则给中国移动出了个大难题，因为 3G 用户渗透率不高，且中国移动的 4G 网络选择了将语音回落至 2G，现在的中国移动根本离不开 2G 网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移动在积极推动 VoLTE，希望能有一天用 VoLTE 取代 2G 语音服务。” 上述电信制造商前高层分析。
网络复杂度高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中国移动备受其扰，也影响了 4G 用户的体验。中国移动一推出 4G 服务，一名难以忍受 3G 龟速的中国移动用户就换了 4G 手机，升级到 4G 网络。她很快发现自己不能同时打电话、上网，而且通话质量也受到严重干扰，有时电话打到一半突然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有时拨出电话老半天也接不通，甚至有时会莫名其妙串话。
这并非孤例。财新记者了解到，随着 4G 网络的铺开，中国移动接到了大量的类似投诉。中国移动成立了专门的网络优化项目小组解决这些问题，包括金属音、单通、串话等。
“在山西，单通是反映得最多的问题。” 一名山西移动中层解释，“原因很多，总结起来，一方面是网络越来越复杂，一方面是终端支持的制式越来越多，带来许多新问题。”
对中国移动而言，尽快发展 4G 网络是跳出 3G 火坑的惟一可能，它只能在商用时点与用户体验之间平衡。前述电信制造商前高层对于中国移动的处境颇为理解。“TD-SCDMA 只有中国使用，产业链已成孤岛，中国移动如火车头拖着产业链向前走，难免有独木难支的吃力感。只要 4G 的语音过渡方案能被市场接受，中国移动就会力推全球融合的标准，然后不断地优化改进。” 他评论说。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包袱——TD-SCDMA 转而成了保护它的筹码，也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进程和格局。
由于中国提前发放 4G 牌照，刚刚尝到 3G 甜头、还没收回投资的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也迫不得已地跟着中国移动奔向 4G，却至今迟迟拿不到想要的牌照。尽管工信部 6 月 27 日批准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进行 4G 混合组网试验，但在牌照未明之前，它们只能在政府暧昧的表态下，让不少已经搭好的 4G 网络 “空转”。这无疑又将拉长其投资回收期，电信产业和公司的发展路径进一步被扭曲。
有 “TD 之父” 之称的李世鹤早年曾称，TD-SCDMA 在全世界都会得到运用。面对 TD-SCDMA 的现状，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坚称，现在的 TD-SCDMA 发展得很好，它将中国的通信行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 TD-SCDMA 走到 TD-LTE 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TD 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也坚持认为，TD-SCDMA 改变了世界通信业的格局，使中国在全球通信业的技术标准里有了发言权。他还认为，TD 在人才培养、引领创新、产业链养成等层面做出了贡献。
大部分受访的电信业内人士不同意上述看法。
前述电信制造商前高层认为，推动 TD-SCDMA 的过程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没有遵循技术规律，其客观结果是过大于功。“它不仅让中国移动用整个 3G 时代的市场来埋单，还影响到了用户在现在 4G 网络中的体验。” 他说，“以国家意志强力推进 TD-SCDMA，延缓了中国移动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运营商的步伐，也使得所有运营商的战略选择变得困难，不得不在 3G 还没收回投资的情况下就匆忙投入 4G。”
“同时，它也引导中国的电信制造业走了一段不应该走的弯路，把有限的资源和智慧投入到了错误的方向。” 这位专家说。
多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认为，“TD-SCDMA 更大的影响是延误了中国的整个电信市场，用户和整个产业的发展都付出了代价。用户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享受更好移动互联服务的机会，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 TD-SCDMA 阻碍了整个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