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的澳门博彩业

作者：马光   原文来源：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2858   本站根据作者的繁体版通过word自带的转换方式转换成简体，可能有错误，请谅解。同时，根据作者官方网站授权，可以自由转载。(http://www.maguang.net/about)
        摘要：本文通过对早期澳门与周边地区博彩业的关系、香洲开埠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立宪运动与广东禁赌的关系、民初广东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特殊时期澳门博彩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澳门博彩业与粤港两地博彩业早期关系为“此兴彼衰”，而到了民国初期，澳门博彩业则为较少受到或不受粤港两地赌博政策的影响，这种关系转变的深刻原因更是值得考究。
        关键词：澳门博彩；辛亥革命；香洲开埠；立宪运动；广东博彩
        结论：本文通过对早期澳门与周边地区博彩业的关系、香洲开埠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立宪运动与广东禁赌的关系、民初广东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特殊时期澳门博彩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澳门博彩业与粤港两地博彩业早期关系为“此兴彼衰”，澳门博彩业较大程度上受到粤港两地政府弛禁赌博政策的影响，甚至两地的赌博政策关乎澳门博彩业的生死命运。而到了民国初期，由于大部分赌商实行狡兔三窟的策略，分别在澳门和广东开设店号，广东省的风声不对，就转往澳门继续经营，极大地降低了开赌馆的风险，此时的澳门博彩业则为较少受到或不受粤港两地赌博政策的影响——广东的禁赌和开赌，对澳门的博彩业已不再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澳门政府只等坐收渔利便是了！
        后记：此文系提交给2011年9月份在澳门理工学院举行的“辛亥革命与澳门学术研讨会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的会议论文，第一作者为胡根先生。论文的架构、思想等均来源于胡先生，而我只是做了一些后期文字的技术处理工作，其实是不够资格成为为作者的。2012年5月我离开澳门后，对于该论文集的出版详情并知晓楚。2014年4月，再次访问澳门时发现了这本书，更令我惊喜的是我的名字竟然忝列其中，这不得不感谢胡先生的大度与提携。 胡根先生曾师从汤开建教授，专著《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的出版奠定了其澳门博彩业研究的重要地位。胡先生虽身为澳门特首行政长官办公室顾问，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直热心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实属难能可贵。在其积极推动下，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年会如今已经连续举行了十二年，每年均出版有《澳门历史研究》专辑。2014年第十三届澳门历史文研究会也将于9月举行，拟定的主题为“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希望诸位有兴趣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出版信息：胡根、马光：《辛亥革命前夕的澳门博彩业》，李向玉主编：《“辛亥革命与澳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12年版，ISBN: 978-99965-2-048-8，第480-491页。
        澳门的博彩业由来已久，据考早在1810年，为了给葡萄牙人开办的慈善组织——仁慈堂筹募善款，澳门政府于该年就已经批准发行西式彩票了。[1]1846年2月，当时的澳门总督比亚度就发出了准许开设番摊赌馆的总督训令，后来其继任者亚马留总督把中式赌博，如番摊、闱姓、白鸽票等加以合法化。[2]从此，澳门的近代博彩业从此得以迅速发展，最终成为了近代澳门政府税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澳门博彩业史是近期“澳门学”研究中的一个颇为热点的论题。近几年有几位专家学者相继投入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澳门博彩业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然而，对于澳门辛亥革命前后澳门博彩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学界尚付之阙如。本文拟通过对早期澳门与周边地区博彩业的关系、香洲开埠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立宪运动与广东禁赌的关系、民初广东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考察，来展现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特殊时期澳门博彩业的曲折发展历程。
        澳门与粤港：博彩业此兴彼衰
        粤港澳地区紧密相连，早期的澳门博彩业受到粤港两地的影响颇大：两地若禁赌，则澳门的博彩业就兴旺发展；两地若弛禁，则澳门的博彩业就会陷入窘境。概而言之，澳门博彩业与其他周边地区，尤其是与广东的关系可谓“此兴彼衰”。
刘坤一、张树声治粤时期（1877-1884年），粤省实行禁赌政策，而澳葡政府却看准时机将赌博全面合法化，公开承充闱姓、番摊、白鸽票等粤人喜好的赌博，同时允许在市区和离岛售卖鸦片烟，形成“黄赌毒一条龙”。此举一出，内地赌徒纷纷到澳门搏杀，形成了澳门赌业的有一个高峰期。1880年8月1日的《申报》曰：
        彼澳门西官以为人弃我取，粤省香港既已禁止凈绝，则赌徒之生业顿无所赖，然平素恃为生涯，而一旦弃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门旧有赌馆，有不络绎趋赴者乎？合省港于澳门，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乎？此所以每年缴赌税有百数十万之多也。[3]
《申报》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澳门的赌博“以三合一”，怎么会不更加兴盛呢？澳门博彩业的兴盛也可以从不断提高的承充费中得窥一斑：
        光绪四年以期满加价，复充三年，缴葡萄牙军饷六十万金，名曰时和闱姓公司。光绪七年又以期满加价，复充三年，缴葡萄牙军饷九十万金，名曰怡安闱姓公司。是省城商民及四乡州县往澳门投买闱姓者，仍不能禁止，而愈开愈炽。[4]
中法战争爆发后，广东为加强军备，所需钱款甚多，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此形势下，下令招商承充闱姓，以资军需。此政策一出，即吸引了许多赌商从澳门北上逐利，回到内地重新开业。
广东闱姓的赌博再次复苏，此举对澳门的闱姓赌博打击甚大。最明显的例子是祥兴公司东主黄成兴于1884年5月投得澳门、凼仔和路环闱姓之后，因广东弛禁而大失预算，被迫放弃已经到手的承充权。1885年3月《申报》有这样的报导：“闻澳门闱姓馆于去腊尾紧闭门户，席卷一空，凡业经投标者无由追问矣。”[5]同时，澳门政府的闱姓收入也骤降，如下图所示：

        据图分析可知，澳门政府的闱姓彩票收入在1882-83年和1883-84年都超过了18万元，1884-85年更是高达30.06万元，但是到了1885-86年却骤然下降到了10万元，还不到1884-85年的三分之一，而1887-89年间的收入更是跌倒谷底，祗有3.06万元，祗是广东未开闱姓前的十分之一而已，跌幅甚大。[6]
        闱姓生意在这段期间虽然受到掣肘，但是以番摊为主的杂赌却依然旺盛。1887年途径澳门的葡萄牙贵族阿尔诺索伯爵在其回忆录中提到：
        在华人区里有许许多多的从事番摊的赌馆，赌馆里点着灯笼和蜡烛，白天全天对外开封，晚上一直营业至午夜。[7]
这时期的番摊博彩税收，也能保持稳中有升，从110500元增加到119260元。[8]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闱姓赌博收入骤降而其他赌博收入却稳中有升的怪现象，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受到了广东省闱姓赌博弛禁而其它赌博并未开放的影响。
不久，随着李瀚章的被查办和开缺回乡，粤澳两地的赌业形式又发生了逆转。1895年正月马丕瑶就任广东总督后，开始实行禁赌政策，并在同年10月在澳门的报纸上宣布广东当局严禁赌博以肃清盗源。[9]此项措施对澳门的博彩业无异于久旱逢甘露：
自省城禁绝番摊之后，澳之摊馆十六家，异常热闹，每至灯时，几无坐立之处。盖城乡来澳之众，多有赌癖也。连日闱姓各厂，更为热闹。初十、十一两日，京电纷驰投猜恐后，门限几为之穿，延至夜分，犹然逼塞一堂，非负雄力者不能求立足地。[10]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东的赌博政策瞬息万变，而澳门的政策则十分明朗、稳定，澳门也就逐渐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赌埠了。及至1897年，闱姓赌博已悉数集中在了澳门，“唯刻下省垣已无闱姓厂。嗜赌之辈，均向澳门购买”。[11]
        香洲“开埠”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
        清末的香洲“开埠”，在粤澳关系史上是一桩重要的事件。究其原因，既与中葡就澳门划界事务的争议有关，亦涉及禁赌问题。
        香洲是清代广东对外开放的九个商埠之一（其余八个为广州﹑潮州﹑琼洲﹑北海﹑拱北﹑三水﹑江门﹑台山公益）。与香洲同时“开埠”的还有台山公益，均为两广总督张人骏批准开办。[12]其实，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间，盛宣怀等就曾打算在澳门对面岛开设商埠，但此议受到广东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反对，未获朝廷允准。外务部在回电吕海寰﹑盛宣怀时说：“澳门对面岛请开商埠，粤省督抚及香山县百姓均不乐从，此条断不可允。”[13]
香洲旧属香山县（现属珠海市），光绪三十三(1907)年，清政府实施“新政”，鼓励华侨实业家回国投资。次年(1908)，邑人王诜和美国侨商伍于政计划集股在香洲开埠，于1909年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出现一场威胁澳门博彩业乃至整个澳门生存的“香洲开埠”危机。
        “香洲开埠”立约时，曾表示要永远禁赌，但香洲开埠需要集股，很多商人其实是想在香洲另起炉灶，与澳门博彩业争一日之长短。但是，广东禁赌之声日益高涨，清廷又没有弛禁赌业的迹象。据《香山旬报》载，香洲开端口工程开展不久后，就有商人向两广总督袁树勋提出申请，希望“弛赌禁”。此说立即引起民间禁赌人士、团体和舆论的反对。有舆论认为，这样做只会使新成立的香洲商埠变为第二个澳门。[14]
        广东勘界维持会在省城广州举行的会议上，有商人以遏制澳门为名主张香洲开赌，但马上招来一片反对的声音。《香山旬报》第八十期刊登了一段署名为“民声”的时评，力斥其“不智”，不但不能够影响澳门的赌业，反会损害香洲新埠。文章指责说：
        以为香洲开赌，足以夺澳门之利，而张香洲之势，此真童雅之言也。夫当禁赌时代，而倡开赌之说，已非人情，然香洲开赌，确足以制澳门之命，犹可说也，乃按之事实，适得其反，诸公试思之，我国处处有赌，时时有赌，何尝损澳门分毫之利益，又何论香洲一隅之地乎？香洲以新辟之地，商务未盛，而竟导人以赌，香洲商务之蒙损害者，为至多且巨也。[15]
在这一时期，香山县境内赌风日炽，对社会风气及治安影响甚烈，报章时评：“大黄圃赌风甲于别乡，虽经地方绅士屡次升红请示禁止，然皆视若等闲，警界内所设诸般赌博皆备，如北帝庙等处尤众，近更各药材店，亦多有喝雉呼卢。”该断时评挖苦主张香洲开赌的人：“某君倡议，由香洲埠设赌以抵拒澳门，毋乃该乡人亦作是思想耶。”[16]
        香洲开埠对澳门当然会有巨大的影响，由于受到中方的压力，以及广东尤其是香山县民众的抵制，澳门商务大受打击。澳葡政府在这段时期入不敷支，财政困难，仁慈堂彩票无人肯投充承饷。香洲酝酿开埠之初，澳门的华商就曾经与葡商共同商议对策。会议建议葡国方面采取五项措施以挽危局：一、速饬勘界大臣来澳；二、授全权与澳督，一切章程便宜施行，不为遥制；三、广澳铁路事速行；四、将1904年在上海所立之约从速批准互换；五、准澳门立即兴工浚筑内河。[17]葡人社会对香洲开埠一事也非常紧张，认为此举会对澳门社会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18]澳葡当局惟恐当地商民离澳迁往香洲，在勘界问题上被迫退让。[19]中国民众愤怒的声音，也迫使清廷不得不对葡萄牙人的扩张要求予以拒绝，葡国的勘界大臣马楂度在1909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提到：
       （高而谦）显然为会社的恐吓和对煽动暴乱行为的担忧所困扰。否则的话，我相信他可能会让步。他认为我更有影响和驾驭局势的才能，所以请我想一个中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此事对我们来讲其利益和重要性根本无法和对中国的相比，在那里它可能会招致严重的事件。[20]
        屋漏又逢连夜雨，因受内地官民的抵制，由内地前往澳门的旅客人数剧降，番摊赌馆、人力车、猪肉摊贩等行业惨淡经营，与澳葡政府为税务问题发生矛盾，导致人力车夫罢工，肉行要求减税。[21]1910年3月22日的《华字日报》称：“澳门倒闭之商店：闻澳门生意极淡，宝生银号、顺合当押及致新洋货店，皆已先后倒闭。”[22]
        宣统三年(1911)年初，粤督张鸣岐亲到广东自治研究社，与诸绅商讨论禁赌问题，先由张鸣岐对众人“陈说禁赌之必要，及勉励绅商各宜担负责任，以补官力所不及，并申明定期三月初一日概行将赌禁绝，决不展期。”会上有人提出：“若粤省禁赌，而澳门不禁，决无效果，应请制宪照会澳督，一律施禁，利权不至外溢。”[23]张鸣岐随即问各绅商有何禁赌善后条陈？众绅商建议“禁赌之后，倘有私开，初犯各罚款一百元，再犯加倍，连犯三次，则酌予监禁。”张鸣岐觉得言之有理，乃令各绅商议定罚款章程，交广东省咨议局临时会审议。[24]
        在粤省厉行禁赌后，张鸣岐派人调查澳门赌业，发现澳门的大小赌场“日益畅旺。”随即张鸣岐设法与澳葡当局展开交涉，希望澳门能够配合广东的禁赌政策。[25]据《香山旬报》载：
        澳门禁赌一事，前经与澳督磋商，尚未实行，现张督以粤省禁赌后，而澳门不同时禁绝，虽经交涉，亦恐难就我范围，惟澳门赌博，皆属我中国子民，自应遵守中国法律，亦应一并严治，现先行严饬前山交界地方官严察查缉外，仍一面与澳督磋商，务将澳门赌博禁绝。[26]
        清廷向驻法兼使葡国大臣刘式训、驻英大臣刘玉麟电称：粤督曾商请英政府转达葡政府禁止澳门赌博一事，英使称，应由中方自行向葡萄牙政府交涉，英政府可从旁赞助。[27]实际上，澳葡政府却采取拖字诀，没有真正在澳门开展禁赌。张鸣岐无奈，惟有下令：
        严守疆界，堵截赌商携带彩票往来粤澳两地。中国人民自应遵守中国法律，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如有违犯，罪其父兄，或削其身之应得权利，再由香山令前山同知查缉，以期有犯必惩云。[28]
        之后，张鸣岐便派人在澳门前山交界等地方严密查缉澳门赌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陆路有兵勇把守，赌商就走水路带票。据报载：“澳门赌商近与省澳轮船公司订明，凡赴澳门赌博者，减收船费，由各赌馆抽回费用，以为津贴，并设一种特别减价券，俾赌徒作为船票。”[29]利之所在，赌民赌商如蚁附膻，广东当局欲禁无从。
        清廷不但未能对澳门的赌业采取任何限制，还反而被葡萄牙人插手广东的禁赌事务。1911年3月《申报》刊登了一段新闻：
        粤督昨据灵山高令禀称，卑县自到任后，对于私自开摊馆一事，均极认真严禁，常微服亲查，以故私开者不敢明目张胆。前月初十日，据三合墟巡警禀称，该墟周焕章家内有私开女摊等情。卑县据此，当即派差会同该巡警前往，当场拿获共男女等人十二名，押解到县，并将周焕章房屋查封。现由葡国游历洋人荷那威林出为干预，致函县署，谓此屋系伊友产业，请即揭封交还等语。业已复函拒绝，应请照会该国领事，饬知该葡人立速离境，勿庸干预。[30]
        此时，香洲新埠却因大火和王伍等人的舞弊案件陷入困局。香洲新埠开张之初，曾经搭盖葵厂百余间，次年六月突然被一把火烧个精光，“所存者仅瓦铺四十余间。日来因有在该处斗蟀演戏开设赌场之事，现为恭都局绅鲍桂芬等，据情向督院呈控云。”[31]火烧香洲新埠的原因不明，可能是失火，也有可能是有人纵火。但无论如何，这场大火对埠商的打击极大。香洲开埠流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埠商王诜、伍于政等并未真正投入资金，而是以开埠为名转售土地渔利。二人起初主张禁赌，开埠后却又出尔反尔，要求弛禁，以致失去地方绅商和民众的支持。[32]及至后来，投资者见清政府对香洲无税口岸迟迟没有批准，[33]以及埠务出现内讧，非常失望，纷纷转移资金，商店也随之倒闭，整个香洲变成一个废墟。
        在“香洲开埠”事件中，虽然朝政腐败，国力仍然衰微，但中国人民对外侮已忍无可忍。在国内外同胞愤怒的吼声中，清朝中央和广东地方政府联合民间爱国力量采取一致对外的行动，从经济和军事上对澳葡当局的扩张行径作出一定程度的反击，只不过朝廷的态度后来软化了。而从效果来看，“香洲开埠”本身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却在外交、军事上成功地向澳葡政府施加了压力，遏制了葡萄牙当局再次扩张的意图。
        澳门的博彩业在“香洲开埠”事件中确实一度受到严重的威胁，如果当时香洲真的成功开埠，澳门赌业的发展必定会受到掣肘。但是，“香洲开埠”由于诸多内外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成功，所以并没有真正动摇澳门赌业的基础。然而，广东人民在这次事件中更加看清了赌博对社会的危害，禁赌的意见再度占据了上风。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民国的成立，内地禁赌的声浪日益高涨，澳门的赌业乃得以获得一段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
        立宪运动与广东禁赌
        清末广东赌风禁而不绝，朝廷废科举之后又试特科，广东的闱姓死灰复燃，直到宣统元年（1909）八月，时任广东巡抚兼署理两广总督的袁树勋向朝廷奏报：
        查粤省赌博之为害，萌孽于三十年以前而腾跃于近十年以内。本年五月间，前督臣张人骏曾遵旨覆陈，赌饷出入大宗，以为实行禁赌必先妥议抵饷，嗣后粤省无论筹得何款，均先尽赌饷拨抵。务期赌博陆续禁绝，赌饷次第停收。并俟咨议局成立会集议员妥商办理。[34]
        袁树勋提出，应杜绝澳门彩票流入广东，只要中国自强，自能据理阻止。他表示，今后将不准在粤赌馆发售宣统二年（1910）之彩票。[35]袁树勋所指乃是禁止闱姓彩票一项，但不包括番摊及基铺山票等其他彩票。斯时广东赌风大盛而盗贼四起，令地方官员和朝廷极为头痛。一时间，禁赌和筹饷竟成鱼与熊掌，难以取舍。力主禁赌的袁树勋认为“赌博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乡一邑设一学校不敌设一赌馆，习染移人子弟，多暴教育将何所施”，进而建议“一邑筹抵有款则禁一邑，一乡筹抵有款则禁一乡。向无赌博之处应立案永远不准设赌。”[36]
        1909年10月14日，广东咨议局成立。斯时闱姓赌博已寿终正寝，但其他赌博仍然盛行未衰。赌博对社会和民间的危害，已达怨声载道的地步，民间一片禁赌的呼声。官府下令铺票、白鸽票以及其他杂赌一律禁绝，然而晚清吏治腐败，收惯赌馆陋规的大小官员怎肯就此罢休？利之所在，实难以杜绝。如《清稗类钞》载：
        宣统庚戍，粤人以番摊害鉅，公请永远禁止。时督粤者为张坚白制军鸣歧，甚韪其议，遂于辛亥春奏准停止赌捐，即日实行，省内外番摊馆千余家，一律禁闭。然私开摊馆，潜纳陋规者，犹未绝也。” [37]
        “香洲开埠”事件之后，赌博对广东社会危害之烈更为民众所侧目。宣统二年（1910）三月，广东籍京官胡蓉弟等向朝廷奏报：
广东赌害甚烈，胥一省之人，无贫无富，无老无少，群陷溺于赌博之中。荡产倾家，强壮者散为贼盗，老弱者流为饿莩。甚至婢仆因赌起窃，为家长呵责而轻生﹔妇女因赌丧财，为匪类引诱而失节。种种祸端，不堪枚举。是以广东盗风甲于他省，赌害一日不除，即盗风一日不息。或谓广东赌饷，皆为待支的款，一旦短收，势必支绌异常，诸事更形竭蹶。职等亦知赌饷甚鉅，筹措为难。然粤省以富庶著称，出入款项，果能认真整顿，亦无难筹措。”[38]
        粤省民众对赌博之憎恨，很快又迁怒于时任两广总督的袁树勋。1910年8月13日，御史胡思敬上折参奏袁树勋前后重要赃罪凡五款，其中一条就是“初在广东，扬言禁赌，得赌商贿三十万，因以全省盐务交赌商包办，事成许再酬二百万。皆一一有据，应按律惩办。”朝廷闻讯即谕令“确切查明，据实覆奏，毋稍徇隐。”[39]宣统二年八月下旬，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向朝廷奏报：
遵查粤省盐务规费，此次盐务改良，其前提既纯为移抵赌饷……并陈增饷抵赌，为数不敷，试办膏捐数月，收数尚旺。拟自实行禁赌之日起，每年截留二百万，余候部拨。惟膏捐亦非经久之款，停止以后，盐饷又岁有递加，似可藉资赓续。其余尚短赌饷七十余万，则烟酒两项，当可酌量筹捐。”[40]
        斯时正值清末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咨议局的出现，迫使地方督抚不得不正视民间禁赌的呼声。10月22日，广东咨议局向朝廷呈请“明定广东赌博一律禁绝期限，一再陈议，情词迫切，请旨办理。”[41]
        赌饷收入可观，但民间的舆论压力也不容忽视。在权衡禁赌的得失之后，朝廷觉得广东全面禁赌的时机已经成熟。1910年12月4日，朝廷降谕：
        广东禁赌，部议以筹抵赌饷未足为辞。查资政院预算，广东岁出入总数，计宣统三年所入，实溢三百余万。……核计该省赌饷不过四百余万，除盐务加饷，可实抵二百万外，据督臣袁树勋奏，烟酒等捐，亦可得二百万以外。以所溢者拨抵，尚绰有余裕。粤民吁恳甚切，请饬两广督臣即日禁绝。[42]
        但是，已经取得各种博彩承充权的赌商们又怎肯善罢罢休？加上禁赌的前提是必须从其他管道得到“抵饷”之款，广东省咨议局内也有不少反对禁赌的议员，因此禁赌政策也并非那么容易推行的。因关系重大，朝廷也不敢催得太紧。到了该年12月30日，朝廷谕令：“广东限期禁赌一案议决情形一折。着度支部﹑两广总督，按照所陈各节，体察情形，妥定期限，奏明办理。”[43]
        次年（1911）1月2日，学部右侍郎李家驹等奏：“粤省赌饷抵款有着，恳恩降旨迅禁，以革秕政而除民害。”[44]
不过，广东省的赌商闻风又拖欠应缴的赌饷，使地方政府进退两难。为此，朝廷只得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查办承赌的商人和经办官员。[45]
        经过多年的弛禁历练，广东的赌商对付官府已是相当有经验。明赌易禁，私赌却难以取缔。闻奏后，朝廷于1911年8月8日严令两广总督张鸣岐﹕“粤省私赌盛行，请饬实力查禁一折。着张鸣岐按照所陈各节，严饬所属，认真查禁，务绝根株。”[46]
张鸣岐本想从宣统二年（1910）8月1日起开征酒捐，另辟财源，以抵拨赌饷，但又受到酒商的反对，只好暂缓开征。[47]次年正月，官方旧话重提，酒米行商竟以罢市要挟。[48]另一方面，由于受禁烟运动影响，广东省原拟由熟烟膏牌照捐所得年饷二百万両亦难以成事。[49]不得已，朝廷把一部份洋药进口加征税收划拨给广东，以抵补禁赌所引起之财政损失。可是，扣除了用于应付其他各项紧急要需的部份之外，余下可充抵拨赌饷的款项大于只有1528000両。到了年中，广东省从各方面只筹得2570118両，相抵之下，财政赤字约为二百万両。[50]
        1911年8月16日，张鸣岐向朝廷奏报的数字更为具体：“粤省原收赌饷四百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余両，今因禁赌，筹款抵补，本年尚不敷银一百九十六万八百両，拟筹藉以济要需。”[51]无奈之下张鸣岐只得用举借外债的办法来解决。[52]
财政方面的问题勉强解决之后，在贪官污吏的包庇纵容之下，民间私赌又屡禁不止。为了扫除禁赌的障碍，1911年8月20日，两广总督张鸣岐向朝廷奏劾一批文武官员，其中有：“市桥汛外委傅荣高，候补千总，前署钟村汛把总陆汝恭，裁缺井汛把总，前署东圃汛外委罗德华，均私收赌规，俱着即行革职。”[53]
        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广东省终于实现全面禁赌。
        民初广东禁赌有名无实
        然而，在广东省厉行禁赌的同时，澳葡政府却加紧招商承赌，趁机大发横财。这样一来，不但无法遏止炽热的赌风，而且        把开赌承饷之利拱手送给洋人，当年广东禁赌“利归他族”的历史将会重演。
        6月29日，张鸣岐向朝廷电奏时提及此事：
        查粤自三月朔日禁赌后，省会赌徒纷纷咸往澳门诱人聚赌，且闻葡官有招人劝饷承赌之事，实为粤民切骨之害。赌风一日不尽，盗风一日难除，其理有断然者。此事已商数月，本拟即请钧部与葡交涉，因粤省赌饷甫经停止，诚恐内地各属间有私赌尚未净尽，转为葡人借口，是以先饬各属切实严查，务令一律禁絶，再拟电商办理。……粤中赌博之害甲于各省，而澳门一地尤为各赌所集之区。本年二月间港督来省，因闻粤有禁赌之事，极力赞成，且称赌博为社会制造各项不法媒介，香港及新租界等处彼已饬属严禁，以期扫此陋习。等语。歧当面谢其意，并以澳门赌风最盛，中国政府如向葡人商请禁赌，拟请其赞助，港督亦即慨允，届时当请英政府赞助。岐因与商明，俟粤呈请政府与葡交涉时，再由港督请英政府同时提议。[54]
他又希望朝廷透过外交途径向葡人施压，务令粤港澳一体禁赌：“现在港督既已达彼政府由英使面允赞助，此机断不可失，应请钧部电知刘使向葡交涉，并请英使电彼政府设法赞助。”[55]
        一个星期之后，即宣统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朝廷在发给驻法国大臣刘式训、驻英国大臣刘玉麟的函件中提到：
        本月初三日英使来部面称，粤督曾请港督请英政府转达葡政府禁止澳门赌博，兹奉本国外部电称，此事应由中政府自向葡政府交涉，英政府可从旁赞助。等语。当经本部电询粤督，去后。准该督复电称，本年二月间港督来省，因闻粤有禁赌之事，极力赞成，且称赌博为社会制造各项不法媒介，香港及新租界等处彼已饬属严禁，歧并以澳门赌风最盛，中政府如向葡商请禁赌，拟请赞助，港督亦即慨允，届时当电政府同时提议。查粤自禁赌后，省会赌徒咸往澳门诱人聚赌，且闻葡官有招人劝饷承赌之事，实为粤人切骨之害。此事已商数月，现港督既已达彼政府，机不可失，请知照驻法刘大臣向葡政府交涉、驻英〔李〕大臣求英政府赞助。[56]
        港英当局于1872年1月13日就明示要封闭全港所有赌场，并取消所有开赌牌照，所以在禁赌这方面与清政府并无冲突之处。但是，澳葡政府基于开赌已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从税饷取得的庞大收入。在广东全面禁赌之际，澳门不但没有任何配合动作，而且公开招商承充赌饷。
        广东绅民对此极感愤慨，曾专门召集会议商量如何制裁流入内地的澳门私票。[57]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逐步迫近，广东局势发生巨变，清政府在广东禁赌之事也成了明日黄花。继1911年2月18日开投凼仔番摊，[58]6月14日，澳葡当局对“番摊”、“山票”及“白鸽票”等赌博进行招标之后，[59]同年7月15日公开招商承充“澳门番摊”，底价60万元，为期五年；[60]8月，澳门开投番摊赌饷，吸引了一百余人到场。经过一番角逐，最后由赌商林让以六十万零五百元中标。[61]11月25日以封固暗票出投形式，招商承充“澳门、凼仔、路湾山票、白鸽票生意”，以五年为期；12月2日，澳葡政府又颁布了“承充澳凼路白鸽票及山票生意实合同之章程”。[62]12月4日招商暗票承充“澳门、凼仔、路湾阐姓生意”，以三年为期。[63]同年，澳门的番摊博彩毛利达四十五万元，保持上一年度的水平。澳门市政厅从番摊毛利中抽取2﹪的税项，也有9000元之数。澳门市政厅从白鸽票抽取的税项有2381.21元，铺票税收为282.5元。[64]这些都是专营垄断化带来的好处。经过多年的粤澳两地反复挪动，赌商对于在澳门经营赌业已有经验和信心，他们能够以这样高的价钱承充番摊等赌馆，当然就有把握从中赚取更大的利润。此时，赌商蚁聚澳门，澳葡政府根本不理会广东的事情，只顾坐收其利矣。
        辛亥革命之后，由于赌博祸害社会颇深，引起内地各省的强烈反感。民国初年，几次声势浩大的禁赌运动，如上海各界的禁彩票运动、广东的拒赌运动及其他各省的禁赌活动，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推动起来的。可是，另一方面因战乱迭起，社会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各地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纷纷募兵添械，在掠夺无着的情况下，就把赌捐赌饷作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胡汉民、陈炯明督粤时期，曾严格禁止山票、铺票。“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势力退出广东，北洋派的龙济光督粤，诸禁废弛，禁赌也就成为一纸空文。1914年，龙济光与广东巡按使李国筠借口救济广东水灾，招商承饷开办山票、铺票，并美其名曰“水灾有奖义会”，年饷80万元，这是民初广东开赌的先声。[65]没过多久，白鸽票也得以死灰复燃。从此，广东全省“日赌夜赌，乡赌城赌……无一地不睹，亦无一时不赌”。[66]1917年，桂系军阀治粤期间曾设筹饷局，再驰赌禁并招商办捐。第二年时，广东已有省垣、潮汕、钦廉等三个筹饷局。[67]1920年至1921年陈炯明在广东主政期间，采取强硬的禁赌政策，山票、铺票和白鸽票一度被禁绝。不过，随着滇桂军进入广州，山票、铺票和白鸽票又再度恢复，甚至还出现专门承办白鸽票的公司。
        民初广东禁赌，无论是认真或是有名无实，对澳门博彩业都已起不到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段时期，由于大部分赌商已经分别在澳门和广东开设店号，广东省的风声不对，就转往澳门继续经营。所以，广东的禁赌和开赌，对澳门的博彩业已不再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了。
        小结
        本文通过对早期澳门与周边地区博彩业的关系、香洲开埠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立宪运动与广东禁赌的关系、民初广东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考察，充分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特殊时期澳门博彩业的曲折发展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澳门博彩业与粤港两地博彩业早期关系为“此兴彼衰”，澳门博彩业较大程度上受到粤港两地政府弛禁赌博政策的影响，甚至两地的赌博政策关乎澳门博彩业的生死命运。而到了民国初期，由于大部分赌商实行狡兔三窟的策略，分别在澳门和广东开设店号，广东省的风声不对，就转往澳门继续经营，极大地降低了开赌馆的风险，此时的澳门博彩业则为较少受到或不受粤港两地赌博政策的影响——广东的禁赌和开赌，对澳门的博彩业已不再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澳门政府只等坐收渔利便是了！
[1] João José da Silva, Repertorio alphabetico e chronologico ou i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ção ultramarina desde a epocha das descobertas até 1882 inclusive, Lisboa: Typographia de J. F. Pinheiro, 1904, p. 183.
[2] Boletim of do Governo de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8-3-15 NO-11, Pagina100: “Receita do ano Economico de 1887-1888.” (h) Estabelecida pelo governador a requerimento dos chinas em janerio de 1847. (i) As Licencas para as jogo Foram estabelecidas em abril de 1849 em virtude da portaria de 16 de fevereiro de 1846. 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90页。
[3]《申报》1880年8月1日，《论赌税》。
[4]《明清时期澳门档案文献资料汇编》（三），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记名道府翰林院检讨潘仕钊请变通挽回巨款以济要需折》，光绪十年九月初八日（1884年10月26日）。
[5]《申报》1885年3月20日，《粤海邮音》。
[6]《澳门政府宪报》，澳门历史档案馆缩微胶卷B.0. 1887-1911。
[7] 文德泉（Manuel Teixeira）：《阿尔诺索伯爵笔下的澳门》，载《文化杂志》1989年第7-8期合刊，第70页。
[8]《澳门政府宪报》1888年3月21日，澳门历史档案馆缩微胶卷B.O. 1888. C0690。
[9]《镜海丛报》1895年10月9日，《官示照登》。
[10]《镜海丛报》1895年11月6日，《赌场热闹》。
[11]《申报》1897年4月23日，《五羊杂俎》。
[12]《清实录广东史料》（六），第667页，《清代广东开放之租界、租借地、商端口资料》，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编，1995年8月。
[13]《澳门问题史料集》第872页，《清季外交史料》(节选)；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8月版。
[14]《香山旬报》第三十九期，己酉九月初一日《香洲商埠欲弛赌禁之误想》。
[15]《香山旬报》第八十期，庚戌十一月十一日《伍汉持主张香洲开赌之荒谬》。
[16]《香山旬报》第八十八期，辛亥二月初七日《是否抵拒澳门》。
[17]《华字日报》1909年5月4日《澳人大叙议》。
[18]《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第90页。
[19]《香山旬报》第三十三期，己酉七月初一日《速香洲埠之成立者葡人也》。
[20]《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第116页。
[21]《香山旬报》第三十期 己酉六月初一日《澳门地方税之窘状》。
[22]《华字日报》1910年3月22日。
[23]《香山旬报》第九十一期，辛亥二月二十八日《粤督到自治研究社讨论禁赌》。
[24]《香山旬报》第九十一期，辛亥二月二十八日《粤督到自治研究社讨论禁赌》。
[25]《澳门专档》（二），第689页，宣统三年六月初九（1911年7月4日）《外部发粤督张鸣岐电》。
[26]《香山旬报》第一百零三期，辛亥五月二十四日《禁绝澳门赌业之希望》。
[27]《澳门专档》（二），第690页，《外部发驻法兼使葡国大臣刘式训驻英大臣刘玉麟电》，宣统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
[28]《香山旬报》第九十三期，辛亥三月十三日《张督对于澳门赌博的办法》。
[29]《香山旬报》第九十五期，辛亥三月二十七日《拟严办澳门赌匪》。
[30]《申报》1911年3月19日，《葡人干预内地禁赌之一斑》。
[31]《香山旬报》第七十一期，庚戌八月十一日《香洲埠竟有斗蟀演戏开赌之事耶》。
[32]《香山旬报》第八十三期，庚戌十二月十一日《札查香洲埠商被控告节》；《香山旬报》第九十九期，辛亥四月二十五日《照录恭都绅商指攻香洲埠商原函》。
[33]《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7，第835-836页，（宣统三年辛亥正月丁亥十七日，1911年1月17日）。
[34] 邢永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十)，第6245—6246页，中国书店2002年7月版。
[35]《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十)，第6246页。
[36]《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十)，第6259-6260页。
[37]《清稗类钞》第十册，第4910页《广州有番摊馆》。
[38]《清实录•宣统政纪》卷33，第583页，（宣统二年庚戌三月丁未初三日，1910年4月12日）《都察院代递广东京官胡蓉弟等呈》。
[39]《清实录•宣统政纪》卷38，第674页，（宣统二年庚戌七月庚戌初九日，1910年8月13日）。
[40]《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1，第734-735页(宣统二年庚戌八月癸已二十二日，1910年9月25日)。
[41]《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2，第763页(宣统二年庚戌九月庚申二十日，1910年10月22日)。
[42]《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4，第792-793页，(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癸卯初三日，1910年12月4日)。
[43]《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5，第812页，(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己已二十九日，1910年12月30日)。
[44]《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6，第817页，(宣统二年庚戌十二月壬申初二日，1911年1月2日)。
[45]《清实录•宣统政纪》卷47，第841-842页，(宣统二年庚戌十二月辛卯二十一日，1911年1月21日)。
[46]《清实录•宣统政纪》卷57，第1022页，(宣统三年辛亥闰六月庚戌十四日，1911年8月8日)。
[47]《华字日报》宣统二年7月5日，《酒米行反抗酒捐》。
[48]《华字日报》宣统三年1月29日，《酒米店罢市之小风潮》。
[49]《华字日报》宣统二年10月25日，《行商大集总商会斥逐区赞森并筹议禁赌情形》。
[50] 何汉威《清末广东的赌博和赌税》，第539页。
[51]《清实录•宣统政纪》卷57，第1028-1029页，(宣统三年辛亥闰六月戊午二十二日，1911年8月16日)。
[52] 何汉威《清末广东的赌博和赌税》，第539页。
[53]《清宣统实录》卷57，第1032-1034页。
[54]《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第701页，宣统三年六月初四日(1911年6月29日《两广总督张鸣岐为澳门禁赌请电刘式训与葡交涉并请英政府设法赞助事复外务部电文》。
[55]《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第701-702页，宣统三年六月初四日(1911年6月29日)《两广总督张鸣岐为澳门禁赌请电刘式训与葡交涉并请英政府设法赞助事复外务部电文》。
[56]《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四），第706-707页，宣统三年六月十一日(1911年7月6日)《外务部为请商葡政府转饬澳督禁赌并密商英政府设法帮助事致驻法兼使葡国大臣刘式训等函》。
[57]《申报》1911年7月31日。
[58]《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2月18日（第7号）《大西洋澳门督理国课罗（Manual Fortera da Resha）出示招投事》。
[59]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第55页。
[60]《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7月15日（第28号）《大西洋澳门正督理国课官田为通知事》。
[61]《华字日报》1911年8月14日《澳门投赌》。
[62]《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12月2日（第48号）《承充澳凼路白鸽票及山票生意实合同之章程》。
[63]《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11月18日（第46号）《大西洋澳门国课官田为通知事》。
[64]《澳门政府宪报》，澳门历史档案馆B.O.1912.
[65] 广州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年鉴》第21卷，民国二十三年版，《广州大事记》，第2页。
[66]《粤省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15年3月16日。
[67]《粤省新闻》，香港《华字日报》1918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