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友真
        《美国狙击手》改编自海豹特种部队狙击手Chris Kyle的同名自传，讲述了他四次派驻伊拉克的戎马生涯及回国后备受战斗后遗症影响的经历，他杀敌一百六十人，被封为美军史上最致命的狙击手。影片月中在美国上映，开画的周末收9000万美元，是奇连伊士活(大陆翻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下全部改为大陆译法)之前最佳开画票房成绩(2008年《驱．逐》，2500万美元)的四倍。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近十年虽已甚少担纲演出，但创作力仍旺盛。随着他减少了自导自演，其作品的种类变得更多样化，动作警匪类型鲜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歌舞剧改编、政治人物传记、灵幻故事、有关族群矛盾的伦理剧等，然而在这个丰富的电影作品系谱中，《美国狙击手》应放在哪个位置？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以往也拍过《战火旗迹》及《战火云霄》等战争片，《美国狙击手》固然可归作一类，又或跟《胡佛传》及《不败雄心》等人物传记并列，看他如何处理名人的公私面相。不过，我会把《美国狙击手》放到奇连伊士活自己所拍的西部片的脉络去看。时至今日，他最广为人识的形象还是独行侠——是沙治奥里昂尼的「独行侠」三部曲把他从一个电视演员提升成国际影星。
        谈西部片的男演员，若第一数尊荣，第二亦很难不到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对西部片的贡献不只演出，他执导的西部片其实也有可观成就。由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奇连伊士活导演过的正式西部片计有《独行侠红屋歼霸》(High Plain Drifter, 1973)、《独行侠大复仇》(The Outlaw Josey Wales, 1976)、《单枪匹马闯龙潭》(Pale Rider, 1985)及《豪情盖天》(Unforgiven, 1992)；四片皆由奇连伊士活主演。他对于西部类型，很早就有所反省、修改，甚至颠覆，传统西部片的主题如暴力、英雄主义/拯救者的神话、家庭与西部原野的对立、对枪械/武力的崇拜在他手上都有新的关注与发挥；《美国狙击手》在主题上与这些西部片有若干共通之处，我们也不妨暂时将它与西部片放在一起，看奇连伊士活如何延伸变化他在西部类型里关心的命题。
        在传统西部电影里，西部牛仔既是蛮荒原野的征服者，也是家居的保卫者。西部有天险难越，有大漠不生寸草，亦有弯弓搭箭伺候的红番。怀着开拓冒险精神的牛仔会把这些难关一一克服，在荒凉的西部打下后世发展的基础。尊福名作《飞渡关山》里尊荣饰演的Ringo Kid可作这种牛仔典型的代表。Ringo Kid护送驿马车上的显贵贫贱，走过多难山道，抵御了印第安人的突袭，最后成功到达目的城镇并手刃仇人——三个恶贯满盈的坏牛仔。克难御敌后，人们就开始建设新城镇，将文明从东岸带入西部。
        另一种常见的西部英雄就是草创的西部城镇的捍卫者、执法者。在西部尚未能严格执行律法与管治的时候，枪械就是终极的仲裁；强盗会以枪炮逞凶作恶，但同时正义之师也需要靠此以暴易暴。另一出西部名作《龙城歼霸战》可代表这一路的西部片。戏中加利谷巴饰演的警长得悉有三名获释的枪手要回到小镇复仇，遂急召村民襄助，可是无人愿意对警长施援。最后决战时刻到来，警长只好单枪应战，独力肩负保卫小镇的责任。
        英雄变复仇鬼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六十年代中开始走红之际，西部类型已见暮色。因循数十年的西部成规，在短时间内受到连连挑战与扭转：殿堂西部作者尊福在六十年代初开始怀疑自己对西部的旧有观点、六十年代中后曾有一波戏谑传统西部片的严肃意义的喜剧、六十年代晚期则可见森毕京柏的《流寇志》将西部暴力发挥到一个完全毁灭性的极致。待得奇连伊士活要拍《红屋歼霸》时，他已断不能回到尊荣那种最正宗的牛仔形象。如果我们仍期待《红屋歼霸》的主角是锄强扶弱、正直不阿的西部英雄，那么电影准要教我们大失所望了。
        《红屋歼霸》讲三个狠辣枪手即将重临小镇Lago报仇，正人心惶惶之际，无端天降的独行侠就临到此地。没错独行侠最后的确是解决了三枪客，但他的出发动机并不是要拯救小镇。事实上，从头至尾，独行侠对Lago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带着一种冰冷甚至鄙夷的态度(例外者只有侏儒Mordecai与妇人Sarah)。三个杀人如麻的坏人当然亟需制裁，不过对独行侠来说，Lago的民众多半也是死不足惜。在电影开首的十五分钟，我们先见到独行侠快手击毙三个对他没有生命威胁的牛仔(三人顶多是挑衅作势)，再亲睹他强奸了一个故意与他争执的女郎。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这戏早就对观众说：不要寄望他是来保卫家园、主持正义的白骑士。独行侠这种叛离传统牛仔精神的行径，起初多少会令人费解，甚或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直至电影后段，我们才慢慢知道Lago以往的警长是给三枪客当众鞭死，而一众Lago居民不但见死不救，他们更是认可了这场虐杀的同谋者。独行侠到小镇不是带来安居乐业，而是带来刀剑杀戮；他要有罪的人都得果报。故事尾段，当独行侠见到三枪客准备驱进Lago时，他竟悄然远去。在民众仰仗着独行侠施神枪解围时，他就刻意丢下整个小镇。等到三枪客开过杀戒蹂躏一轮后，独行侠才施施然静夜回归，收拾残局。《红屋歼霸》里的家园已无值得维护的价值，邻里之间的互助互信已变成出卖与同流合污，正面积极的西部英雄于今已是一头以恶磨恶的复仇鬼。
        彻底进行颠覆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对西部最彻底的反思与颠覆，实非《豪情盖天》莫属。从《红屋歼霸》到继后的《大复仇》和《单枪》，纵使电影是偏离了某些传统的西部价值，但我们还是能愉悦地投入独行侠的英雄形象，并且会从他例不虚发的击杀中得到快感。但这些在《豪情盖天》都不复存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这部片中饰演的William Munny不再有值得崇敬的侠客品格，而戏中的暴力也着意地被褪去一切尚余的光彩。
        由《红屋歼霸》到《单枪》，独行侠到最后毕竟是成功惩治了歹角，因此我们不会觉得他使用的武力是全无意义、是纯粹发泄；即使独行侠的个性不尽完美，但在头三部西部片我们多少都感受到一种「正义得以伸张」的舒缓。然而，《豪情盖天》在很早时已经质疑动武最终的意义和目的。电影的杀戮始于小镇Big Whiskey的妓女Delilah触怒嫖客而被毁容。警长Little Bill出面调停，着行凶者用牲畜赔偿给妓院东主，以息事端。Delilah的姊妹觉得不公允，她们当中的大家姐Alice牵头筹集了1000美元作为悬赏，定要欺凌者赔上性命方肯罢休。当牛仔带了马匹依约赔给妓院东主时，他的一个年轻伙伴(事发时他也在场，虽然他立刻去阻止同伴，但Alice不由分说的同样要置他于死地)把一匹最优良的小马献给Delilah，表达歉意。然而，Alice与其他妓女依然怒不可遏，边骂边掉泥巴的就把两个牛仔赶走了。这时，Delilah一直在远处张望，她脸上平静，丝毫没有恨意；很有可能，Delilah心目中是乐于接受年轻牛仔的赔罪。
        深刻反思传统
        事件至此，所谓的报仇应该告一段落了：连受害者都不再介怀，再多的伤害仇杀又有何意义？可是，因为妓女们的执意坚持(作为首领的Alice恨意尤深——她真正要报复渲泄的，大概是她多年来在男人身上所受的委屈压迫吧)，引来几个枪手尝试杀人领赏；结果，除了那两个命不该绝的牛仔被杀外，更导致几个原本无辜的人(包括Little Bill与Munny的好友Ned)死亡。《红屋歼霸》的镇民尚算是罪有应得，独行侠对他们的报复有其原因；但《豪情盖天》的报仇则没有道德上的因果可言——报仇原来不过是随意的暴力，它可以完全不公平不正义。所以当Little垂死之际叹自己不该落得如斯下场，举起长枪瞄准他的Munny只冷冷地说：「这跟值不值得没有关系。」
        戏中有一小伙子名Schofield Kid，他与Munny同行，其人好吹嘘自己的杀人经验，但实质上他是一个从未见血的近视眼。电影后段，Schofield Kid终于得偿所愿，能够真正杀人——但他并没有如想象中展现百步穿杨的英姿，他只是鬼祟地伏击一个正在拉屎的牛仔。那是一个荒谬可笑的场面：裤子脱掉两手空空的牛仔在求饶，慌张颤惊的Schofield Kid在茅厕前完了他的牛仔梦。
        这就是《豪情盖天》的策略：戏中所有的枪击与暴力场面都被褫夺任何会令人感到英勇、可观的元素。两场Little Bill对「不法者」动武的场面，都是不折不扣的滥刑与恃强凌弱；Munny狙击年轻牛仔的那场戏，连他自己对眼见的残酷场面都不忍心。
        美国民族心理
        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与背景下，若说《美国狙击手》是一部头脑简单不假思索地拥护大英雄大美国的电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实在电影的最开首，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已尝试复杂化这个楷模一样的爱国英雄。电影开始时，Kyle在天台掩护地面一队陆战队，这是他初次执行任务。他远望所及见一女人与孩童走到街上，女人将一个疑是手榴弹的物品交予小孩。Kyle要自行决定是否开枪。电影在这里故布悬疑，另开了一段长近三十分钟的回忆略述Kyle平生。电影再回到战场，Kyle最后决定开枪；他先杀小孩，当有女人拾起手榴弹欲掷，他果断地将她击杀。这事件同样有记载于Chris Kyle自传的最开首处，分别在于当时其实只有一个女人，没有小孩。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小孩？奇连伊士活当然不是变态地以残杀稚子为乐。女人与小孩在不少文化中都被视为应受看顾的弱势，打女人欺孩子断不是男子汉所为；这一法则，在强调男性气质与男性道义的西部世界，犹如天条，只有十恶不赦的恶棍才会杀小孩与女人。同样的标准，也适用在Kyle身处的「中东的大西部」(一个海豹部队成员语)。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清楚让观众感受到，Kyle在战场上的杀戮并无光荣可言。《豪情盖天》对暴力的处理会令观众对某几个角色有所保留甚至反感，但这不是《美国狙击手》的效果。《美国狙击手》的矛盾在于Kyle与观众一样注意到暴力的可怕与丑陋(他在射杀妇孺前有迟疑，在射杀妇孺后毫不兴奋并用脏话吆喝战友别碰他)，但他同时抱紧一种信念叫他觉得他在必要时动武，而且确信在这信念下他的行为是正确的。
        片中没有直接评价Kyle这种因正义之名以武除奸的信念，电影的立意不是要去表扬这个人物或他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我只觉得奇连伊士活对Kyle赋予了很大的同情。从电影的描写可见，Kyle对战友、家庭、妻儿都尽了最大的责任，他绝对是一个可敬的人。但问题是，在他的身份岗位上，以及考虑他成长的氛围教养，他是不会也没有能力去省思自己相信的那一套价值。想想严父自小给他的训诲(要做有力量捍卫弱小、抵抗豺狼的牧羊犬)、想想他自小就开始擎枪游猎、想想牛仔竞技给他的虚荣感。
        这个国家的价值与某些传统造就了Kyle，但同时也困死了他。Kyle是一种美国民族心理(当中牛仔文化与英雄崇拜占了重要位置)的牺牲者；我以为《美国狙击手》对此是有很深感受的(电影最后安排Kyle与妻子戏仿牛仔游戏，我觉得更强调了这点)。奇连伊士活作为一个曾贡献、延续美国英雄文化的重要人物，《美国狙击手》绝对是他对自己以至国家传统的一次深刻再思。